民国初期有两大令人扼腕的痛心事，一是宋教仁被刺身亡，另一个就是蔡锷英年早逝。

蔡锷虽为军人，但传统道德感极强且颇具人道精神，不是只知服从命令的机械化军人，其胆识及卓越的军事才能，尤为后人称道。

袁世凯在谋划称帝前，就已感觉到其一手缔造的北洋系已对他离心离德，想依靠、培养非北洋系的新生力量，蔡锷和陈宦是袁主要拉拢的对象。

蔡锷不为所动，辗转逃出袁世凯的“牢笼”后，来到云南，联合唐继尧，举起护国讨袁的大旗。

蔡锷

云、贵、黔三省一直是北洋势力无法触及的地方，袁世凯自然在军事实力上限制这些省份的发展。

1914年云南省的军费还有32万元，1915年就成了24万元，缩减了四分之一。

这便造成云南军力较为薄弱，现役部队只有两个师一混成旅，其它还有些宪兵部队、独立步兵连、营等。

蔡锷虽名为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由其率领进攻四川的却只有六个支队，只有3130人。（来新夏《北洋军阀史》376页）

四川是护国军与北洋军作战的主战场，北洋军在四川有曹锟第三师、张敬尧第七师、李长泰的第八师，此外还有川军地方部队，共约4.5万人。

由于袁世凯推行帝制不得人心，竟然找不出一名大将来主持对云南护国军用兵作战。

先是找的段祺瑞，段称“宿疾未愈”不肯帮忙；又找到冯国璋，想调冯国璋来北京任参谋总长兼征滇军总司令，冯国璋也“生病”了；最后连黎元洪都想到了，请他以副元帅名义率军攻滇，黎也不搭理他。

老袁不得已，只好成立“征滇临时军务处”，亲自来主持对云南的军事行动，几乎所有的北洋大将都杯葛袁对南用兵，北洋军的士气也就可想而知了。

护国军虽说人数少，饷弹也不济，但能集中优势兵力突破一点，一接战便声威逼人，1916年1月21日，护国军攻克川西南重镇叙府（宜宾），这是护国军出师以来的第一个重大胜利。

2月中旬，与北洋第三师恶战于泸州、纳溪一带，重创第三师吴佩孚旅。

但毕竟众寡悬殊，护国军孤师深入，无论是人员还是粮饷弹药，都得不到及时补充，仗越打越苦。

而北洋军不仅粮械充足，并且还在源源不断地向四川开过来。

蔡锷有给唐继尧的催问补给电云：“我军现额实不足四千，其中义勇队近千人，战斗力尤弱，所最苦者，弹药未能如时到手，每难收战胜之效……务望蓂公（唐继尧字蓂赓）将每枪所储弹药千发，悉数饬解，分存毕、永，并每月拨送补充兵五百乃至千人，则逆援虽重，不足平也。”（《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四辑：李有明 《护国战争在川始末》）

这说明当时与数万北洋军苦战的蔡锷所部确实只有三千多人，且其中有近千人战斗力极弱的义勇队。

尽管蔡锷频频发电催援，但唐继尧应对并不积极。

当初以云南一省薄弱之力，与袁世凯的整个北洋系所对抗，唐继尧是缺乏信心的，后因形势使然，勉强同意宣布云南独立。

如今前方遇到困难，唐继尧趁机装聋作哑，始终不能给蔡锷一个满意的回答。

唐继尧故居

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下，护国军从二月下旬到三月初，打得张敬尧第七师只剩5000多人（原有9000人左右），躲在战壕里不敢出来。

到了3月7日，响应云南独立的川军刘存厚部首先溃退（刘存厚部作战能力很渣，蔡锷曾称其“刘部号称四千，临阵不见一人”），使全军士气受到影响。

蔡锷还打算咬紧牙关坚守阵地，但罗佩金、刘存厚认为兵疲弹尽，主张退守，最后护国军不得不退出纳溪。

这样便使袁世凯为之精神一振，加上湖南、广东方面也有捷报传来，以为云南问题用不了多久当可解决，“缓办”的帝制，又呈现明显的复苏迹象。

袁世凯开心的日子并没持续多久，护国军退出纳溪后，北洋军并无勇气和胆量进行追击。护国军经过十天休整后，于3月17日卷土重来，仅在几天之内，配合当地反袁的地方武装力量，连克江安、南川、纳溪、彭水等县，张敬尧狼狈逃回泸州。

而此时广西的独立最为关键，不仅使南方起义几省连成一片，还使许多持观望态度的省份纷纷宣布独立，袁氏统治的总崩溃便进入了倒计时。

护国战争纪念雕像

蔡锷以区区三千多弱兵羸卒，孤军北上，与数万北洋军周旋苦战，戳破袁氏表面强大的纸老虎假象，不仅具备非凡的胆识，也体现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