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军阀蜂起，长期混战，民不聊生。那么，前者所需军费何来呢？

以大小军阀众多、饱受兵祸之苦的四川为例，从民国初年到1925年不过短短10余载，全省已有28个师、37个旅，兵额超25万之众，每年所需军费粗略统计竟高达2610万元，而当时四川全年税收不过1700多万元。

四川大小军阀为扩充实力，此后继续疯狂扩军，兵额很快达到40余万人。豢养如此庞大军队，耗费自然少不了，据统计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四川捐税多达100余种——田赋、盐税、契税、厘金，乃至肉禽、烟酒、油糖都要纳税，其他名目还有诸如临时军费、国难救急费、安川费、印花费、剿赤费、保安总费，等等。

具体来讲，民国年间四川军阀的敛财手段主要有以下4种：

第一，滥发军票。比如民国初年时任督理四川军务的胡景伊，就发行了数额达1500万元的军用票。虽然前者面值1元，但等到民国4年废止时，却只能折换银元0.45元左右，仅这一项胡景伊就捞走700万至800万银元。

更恶劣的是，因为无法填补由此造成的财政窟窿，胡景伊就下令在全省征收田赋作为抵付，实际上是“取偿于民”。

第二，征收田赋。有资料显示，从1912至1931年，四川军费开支增长15倍，其中征收的田赋总额就在3亿元以上。

各路军阀竭泽而渔，甚至预征田赋，一般是提前征收8至10年，最狠的还有提前征收47年的——《新繁县志》就记载，该县被要求在民国23年（1934年）就把1974至1981年的田赋提前征收上交，真是敲骨吸髓到了极点。

川盐生产

第三，征收盐税。自古川盐闻名天下，盐税也因此在民国时期的该省预算中长期占据首要位置。比如1938年四川盐税达3309万元，远超田赋1582万元、契税121万元和营业税582万元。

制盐作坊

这样一块肥肉，自然会引来各路军阀垂涎、抢夺——当时，川滇黔大小军阀围绕川盐（特别是川南地区）展开激烈争夺。

比如1912年滇军入川，短短3个月就攫取盐税60余万元，后来云南军阀罗佩金（曾任蔡锷麾下参谋长）出任四川督军才几个月时间，就提取盐税高达700万元。

贵州军阀袁祖铭入川不到一年，就从1个师数千人，迅速扩充为6师12旅拥兵10万之众，而其军饷重要来源就是盐税，每年消耗达上千万元之巨。

第四，征收鸦片税。1932年四川鸦片产量达4000万斤，大军阀刘湘、刘文辉的防区征收的鸦片税（包括过道税、印花税、每担抽成）年收入都超过了1000万元。

而杨森防区更是“花样翻新”，围绕鸦片种植、运输、销售等环节又“发明”了烟苗捐、瘾民捐、运费、秤费、护商税等新税种，仅从南充一地每年就能收入六七百万。

民国“禁烟”活动现场

更荒唐的是，四川军阀还以“扫毒”为名敛财，打着“禁烟总局”的旗号向鸦片商、大烟馆征税，仅成都一地每年就能缴纳这类税款60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