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十年（1860年）八月，英法联军直逼北京城下，咸丰帝命奕䜣留守北京，准备与外国人谈判，自己则带着嫔妃和亲信大臣由圆明园仓皇逃亡热河。同时，在逃跑的途中咸丰帝发布谕旨，令各地督抚、将军速带兵入京“勤王”。其中最早的一道谕旨就是发给曾国藩的，要他派鲍超带领湘军二三千人，交胜保调遣。

​曾国藩接到谕旨后，左右为难，当时他坐困祁门，自身吉凶未卜，哪有心思发兵北援？然而他知道这道谕旨的分量，不敢丝毫马虎，急忙与胡林翼、左宗棠及部下将领商讨对策。结果大家都认为应该北援，连他本人和胡林翼也感到事关重大，无可推诿。这样一来，就让曾国藩十分为难。

为难的根子在哪里呢？首先是曾国藩不愿意放鲍超率兵北援，鲍超是湘军中出名的悍将，自三河之战李续宾部被全歼后，敢于同陈玉成对抗的就只剩下多隆阿和鲍超了，所以他不愿放鲍超北援。其次是曾国藩对胜保存有戒心，认为他以调兵勤王为由，乘机夺湘军兵将。

​但是北援毕竟是勤王之举，是反抗外国武装侵略的行动，如果拒不发兵，不仅要背上“不忠”的罪名，而且还会遭到社会舆论的谴责，顶着一个“卖国贼”的帽子，这一点对曾国藩来说是十分可怕的。

那么究竟应该怎么办呢？有没有一种既可以保全名誉又可免于北上的办法呢？曾国藩苦思焦虑一直没有好的主意，不料李鸿章寥寥数语便使曾国藩从困境中解脱出来。李鸿章当时是曾国藩的幕僚，他力排众议，认为英法联军最终的目的是迫使朝廷议和，以攫取最大的利益，早晚必将签订城下之盟，但湘军现在围攻安庆是成败所在，万万不可松懈，否则将前功尽弃。

曾国藩接受了这一建议，于是上奏朝廷，假意请求由自己或是胡林翼亲自统兵北上，护卫京畿，不过究竟谁去合适，须由咸丰钦定，只要接到明谕，无论是自己还是胡林翼将即刻动身。为了掩人耳目，曾国藩还列举了种种理由，诸如湘军士兵惮于北行、途中筹饷困难，鲍超不堪大用等。

​显然，曾国藩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拖延时间，不过做的非常巧妙，不是直接提出要不要鲍超北援的问题，而是另出问题，要咸丰帝来做文章。按照他的计算，奏折自祁门至北京，往返大约需要一个月，曾国藩估计，在这段时间里或者清政府已与外国人订立城下之盟，或者另有他变，那时时局就大为不同了。果如曾国藩所料，在煎熬中度过一个多月后，十月四日他接到廷寄说“和议”已成，鲍超、曾、胡等人均毋庸北援。

以谋略来看，曾国藩确实是一把好手，把当时朝廷的局势看得十分透彻。但我们似乎不能为曾国藩拍手叫好，原因又是什么呢？

​众所周知，《北京条约》的签订是中国人民的灾难，它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极大的耻辱和损害，这使每一个稍有爱国心的人，包括左宗棠在内，无不痛心疾首。然而曾国藩则完全相反，他一见朝廷和议的廷寄后，便立刻兴高采烈起来。在他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旬日存心扰扰无定，因恐须带兵入卫，又须进规皖、吴，兵力难分也”；“今接奉此旨，可专心办南服之事矣”。他还在给胡林翼的信中说：“奉到寄谕，言抚议就绪，鲍军可不比北行，初六日请派卫之疏殆不准行，吾辈得以一意筹议南事，岂非至幸！”

北援这件事本来是曾国藩围攻安庆期间的一个小插曲，事实证明也是虚惊一场，并未产生什么实际影响。可它却像是一面镜子，让人从中可以看出曾国藩的真面目。

​英法联军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与中华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而一心剿灭太平天国革命的曾国藩集团却觉得不值一顾，心里想的却是清政府赶紧和英法联军签订卖国条约，以此就可逃避北援。从这件事中，我们不能说曾国藩是卖国主义，但基本可以确定他的思想是“先安内而后攘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