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生

长毛，是当时和后来江南百姓对太平天国队伍的称呼（因为太平天国提倡留长发）。据从小在嘉兴平湖长大的岳泰回忆，直到他幼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时期，每当有小孩哇哇大哭时，大人为了要吓唬小孩制止哭泣，不是说“狼来了……”，而是说“长毛来了……”。

太平天国战乱在平湖的普通百姓心理上留下非常恐怖的印象。据平湖县志记载：道光十八年（1838年）全县人口为304365人，可是仅仅过了二十多年，到同治三年（1864人）全县清查人口仅为50750人。

太平天国后期，曾经繁华富庶的江南 “几于百里无人烟，其中大半人民死亡，室庐焚毁，田亩无主，荒弃不耕”。

1851年，江苏人口约为4430万，经历战乱后十年恢复，即到1874年，人口连2000万还不足。范文澜在其《中国近代史》中说：扬州、苏州、南京在太平天国战争后，“二三十里无居民”，“竟日不逢一人”。

太平天国对江南的破坏主要是在1856年天京事变之后。

太平天国运动初期，由于有拜上帝教这样的宗教约束，军纪也很严明，所以烧杀之事还有所克制，但也有全州屠城的恶例。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朝纲紊乱，大量的流民、土匪以及捻军、清军的降军等等各路势力相继进入太平天国，此时太平天国正在走下坡路，为壮大实力，也就来者不拒。

这些人打着太平军的旗号，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这不仅进一步败坏了太平天国的名声，还使其纪律废弛，一些军队已与土匪无异。当时的一个外国传教士麦高文曾说：“其致令人民受灾劫最惨者，非官军及太平军，而为毫无管制的土匪。土匪有临时铤而走险的,也有常年惯匪……每当一城失守,种种毁坏、强奸、抢劫——所有加之于太平军的罪行，皆土匪所为……人称土匪为‘本地妖魔’。”

而在这场浩劫中，死于清军之手的人口绝不少于太平军。

湘军打出“以理学治军”的旗号，咸丰八年（1858年），曾国藩创作了集中体现“仁”这一儒家核心价值观的《爱民歌》，要求士兵背诵传唱，做到“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但另一方面，又纵容其军队烧杀抢掠，还打出“民可爱而刁民不可爱，绅可敬而劣绅不可敬”的幌子，主张对太平军斩尽杀绝，即使对叛变投降者也不例外，以至于落下了“曾剃头”之称。

湘军为维系军心，“大索”成为其刺激士气的重要手段，晚年曾国藩退隐后，其同乡王湘绮曾问他为何纵容手下杀戮时，曾国藩平淡对之：“吾之兵士，非朝廷俸养，然为朝廷竭力，故唯有薄民生而厚朝廷也哉！”

正是这样一支标榜仁义道德的军队，一手制造了太平天国战争期间罕见的三次屠城暴行。

湘军三次屠城

1858年四月，湘军悍将李续宾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苦战，攻克重镇九江，为湘军战胜太平军奠定了决定性的基础。李加封巡抚衔，赐黄马褂，成为封疆大吏。然而在破城之后，他不仅下令杀了太平军守将林启容以及1.7万名守军，还大规模杀戮平民，开了湘军屠城的先例。

九江城内一时积尸成阜，流血成渠。

安庆在太平天国的地位紧次于首都天京。由于安庆是天京上游的重要门户，安庆的得失，对太平天国后期战争的全局关系极大。安庆保卫战是太平军战史上最惨烈的一次战役，太平军先后投入数十万兵力，最终归于失败。

1861年，曾国藩攻下安庆后，下令士兵“大索三日”，屠杀淫掠，整个安庆几乎变成了一座空城。

“大索”字面上是搜索“残敌”，实际则是纵容士兵在当地公开抢劫奸淫。曾国藩的亲信李榕称：“通计前后杀毙援贼、城外垒贼、降贼及城中之贼实有四万余人，军兴以来，杀劫此为最重。”

1864年7月，曾国荃部攻陷天京，顿时“十年壮丽天王府，化作荒庄野鸽飞”，繁华的古都南京顿成瓦砾。同时，湘军也再次大开杀戒，“沿街死尸十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戮以为戏”。

曾国藩上报说：曾国荃率所部在南京城内“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这实际上是三天就屠杀了十余万南京居民。

清人记载：“金陵之役，伏尸百万，秦淮尽赤；号哭之声，震动四野。”所谓伏尸百万，除了战死者，还有大量的平民。湘军亦以“大索”为名，从上到下，每一个人置备一个大竹筐，抢到钱财就往竹筐里装。同时亦大肆在城内外进行野蛮的屠杀。

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能静居士日记》中记载破城后七天时他所目睹的情形：“ 其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担，又无窖可挖者，尽遭杀死，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戮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哀号之声，达于四远，其乱如此，可为发指。”

太平天国强盛时，南京最多有100万人，可屠城之后10多年，到光绪登基时，南京只剩不到50万人。

江浙之殇

苏州位于太湖流域下游，唐至明清时期，苏州一直堪称中国最美丽、最繁荣之地，号称“富甲天下、绝冠中华”。苏州和以苏州为代表的江南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极致。

“三江财富尤贼（指太平军）所觊觎”，苏州的富庶对太平军来说，也有巨大的吸引力和诱惑力。1860年5月，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攻打苏州，江苏巡抚徐有壬和总兵马德昭为巩固城防，“首令民装裹，次令迁徙，三令纵火”。

一把大火，使苏州曾经繁华盖世的阊门外直到枫桥寒山寺，顷刻之间烟焰蔽天，日夜不息，数十万苏州市民逃往上海租界。时人李寿龄曾做《姑苏哀》：“清军十万仓皇来，三日城门闭不开。抚军下令烧民屋，城外万户成寒灰。健儿应募尽反颜，弃甲堆积如丘山。”

6月2日，李秀成军攻克苏州，并以苏州为首府建立了太平天国苏福省。苏福省建立后，李秀成虽采取了一些稳定社会秩序的有效措施，苏州的商业重新出现了兴旺景象。但苏州也遭受了严重破坏，太平军不仅摧毁了城市里的行会组织，也破坏了手工业工场和作坊，许多行业陷于停顿。一向十分活跃的行会组织完全被摧毁，行会董事大多逃散或死于战乱。

1863年初，李鸿章统帅的淮军向苏福省挺进，李秀成军与之展开惨烈的争夺战。在这场大搏杀中，繁华的江南“尽成废墟”，田园荒芜，农村的家庭手工业和城市手工业被摧毁殆尽。1865年1月13日《上海之友》报发表了一位外国商人从苏州到南京的沿途见闻：

（苏州陷落前）南京和苏州之间一带乡间是可爱的花园，运河两岸十八里内全都排列着房舍，居民像蜂群似的忙碌着，处处显示出这些人民有理由可以预期到的繁荣景象。自苏州复归于清军之手后，这些房舍以及无数桥梁全都消失了。整个十八里之内没有一幢房子，四周乡间，举目荒凉。人民畏清兵如豺虎，一见就惶惶逃命。

看不见男人，看不见妇女，看不见儿童，也看不见任何一头牲畜……在通往无锡的路上，遍地荒芜，荆草漫生……可是沿途布满了数不清的白骨骷髅和半腐的尸体，使人望而生畏。这里没有做买卖的船只，商业绝迹，无锡已成为一片废墟……到常州府，沿途九十五里，仍旧是一片荒芜凄惨的景象，不见一个做工的人。遍地荒蒿，杂草没胫……从常州府到丹阳遍地布满了白骨，不幸的太平军，更可能是无辜的村民，一定遭到了极其可怕的屠戮。我从丹阳前进四十五里，前进得越远，地方上的情况就越坏，一言以蔽之，整个情况是“一团糟”。

太平天国战后的苏州，人口由1831年的340万下降到1865年的129万，经济上的富庶与繁华和文化上的标致与优雅都已随风而逝。同样，有着“人间天堂”之称的杭州在1861年至1864年被太平天国占领期间，因死于战火、屠杀、瘟疫以及人口的逃亡，原有居民由81万骤减至20万，一度仅剩下数万人。

1853年，太平军占领江南地区时，封锁了大运河上的交通运输，切断了贯通南北的经济大动脉，清廷和商人只好发展途经上海的海上运输，这种变化导致了运河城市带的急遽衰落。1860年，太平天国攻克杭州，据生活在杭州的徽商子弟程秉钊的日记《记事珠》记载，劫后的杭州城：“积尸横路，血肉淋漓，秽气熏蒸，不可逼视。人家墙扉洞然，无一完善者……”昔日的繁华街市顿时化为人间地狱。

整个江浙的人口，到民国初期才恢复到原来的水平。还有资料说，到太平天国失败十年以后，安徽一带有些地方，那些被杀死的尸骨都还没埋起来。在这场浩劫中，究竟有多少人丧生至今仍是个谜，时任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估计，太平天国战争导致的人口死亡数为2000万。而1883年一位美国传教士则称，太平天国战争造成中国人口损失为5000万。葛剑雄教授通过系统的研究分析后认为，从1851年到1865年，中国绝对人口的数量减少了四分之一。

上海崛起

太平天国战后东南财富遭受严重破坏，安庆、苏州、杭州都因此而衰落。不过，在这场浩劫中也有例外，那就是上海。因太平天国运动，上海从一个普通的滨海县城，迅速发展成为近代化的大都市，并取代苏州和杭州，成为江南新的中心城市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龙头。

上海与太平天国政权，似乎没有什么太多的联系。1860年，李秀成三次进攻上海，均无功而返。太平天国一度占领了上海周边地区，却始终没有占领上海。但在无意之中，太平天国运动却成就了上海的繁荣。

1853年，太平军进军南京，9月，上海小刀会起义，列强趁机在上海扩大租界，经数度扩充，英美法在上海租界总面积方圆约10公里，有“十里洋场”之称。小刀会起义前，居住在租界内的华人只有500人，之后则猛增至两万人。

1860年之后，太平天国攻占长江中下游地区，引起官员、士绅和百姓的大逃亡，老百姓逃亡的路线几乎一致：由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上海，再由上海及上海周围县城向租界逃亡，上海因有洋人而令人感到安全，上海的租界更因为是“国中之国”，更加令人感到安全。

于是，上海租界在短期内急剧膨胀，1860年上海租界人口激增至30万，1862年又增至50万，一度还曾达到70余万。难民逃亡的结果，使浙江和苏南一带大量游资在上海的租界内积聚并沉淀，从1860年到1862年短短的两年时间里，至少有650万银元的华人资本流入租界。

上海租界接纳的这些难民以及他们带来的资金和智慧，给上海的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活力。此后的上海便步入超常规的大发展时期，迅速超过了宁波、福州、厦门等沿海城市而繁荣起来。

姚公鹤1917年在《上海闲话》中曾经感叹道：“上海兵事凡经三次：第一次道光时英人之役，为上海开埠之造因；第二次咸丰初刘丽川（上海小刀会首领）之役，为华界人民聚居上海租界之造因；第三次咸丰末太平军之役，为江浙及长江一带人民聚居上海租界之造因。经一次兵事，则租界繁荣一次。”

上海，成为饱受摧残的江南之唯一亮点。

本文原载于《国家人文历史》2014年6月下，作者：黄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