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与中国之间的交往史极为悠久，早在西汉时期，日本列岛上的许多小国家，便开始向汉朝称臣纳贡（“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见《汉书·地理志》）。等到汉武帝消灭卫氏朝鲜，在半岛设立四郡后，向汉朝纳贡的日本小国一下子激增到三十多个（“自武帝灭朝鲜,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见《后汉书·东夷传》），由此可见中日交往的盛况。

东汉光武帝赐予日本的“汉倭奴国王印”

但史学界普遍认为，中日两国间正式交往史开端于东汉光武帝中元二年（57年）。彼时，日本列岛南部的倭王遣使朝贡，欲借臣属于汉王朝的方式，来树立自己在日本列国中的影响力，最终如愿以偿地的获封为“倭奴王”，并获赠“汉倭奴国王印”。此后，“倭奴”、“倭”长期作为日本的国名，一直延续到唐朝。

汉朝结束后，中日之间时有交往，而尤以南朝时期次数最多。在此期间，数位倭王还接受过南朝皇帝赐予的官爵，在名义上成为中国的属国。既然是属国，日本对中国的态度自然是恭顺的不得了，将中国视为“天朝上国”，而将自己视为“蛮夷小邦”，直到隋炀帝时期，态度才“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由极度恭顺变为狂妄至极。这个转变，在日本向中国递交的首封正式国书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推古天皇上台后大力学习中华文化

早在隋炀帝即位前12年（592年），日本便出现了史上首位女天皇-推古天皇。推古天皇在位36年，立侄儿厩户皇子为摄政皇太子（即圣德太子），为改变落后的社会面貌，对国政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其改革的核心包括：推行宠佛政策，建立冠位十二阶制，依据中国的儒法佛三家思想制定《十七条宪法》（日本最早的管理国家的道德规范）。

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国势的增强，日本迫切需要从先进的中华文化中汲取更多的“营养”，同时摆脱作为中国属国的尴尬地位，以谋求与中国平起平坐。为此，就在隋炀帝即位后不久，推古天皇派遣小野妹子为遣隋使，同行的还有一大批留学生、留学僧，由此拉开日本大规模学习中华文化的序幕。

小野妹子率团访华，并献上首份正式国书

公元607年，小野妹子一行抵达隋朝的东都洛阳，并向隋炀帝呈递国书。在隋炀帝的思维世界里，作为蛮夷小邦的日本，其国书用语必定要极度恭顺自谦，唯此才不至于触怒“天朝上国”。然而出乎隋炀帝意料的是，日本国书的内容狂妄至极，在开头处便用了“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的用语，一时间令隋炀帝勃然大怒。

在炀帝看来，唯有中国皇帝才能称之为“天子”，作为蛮夷番邦的日本也配？如此赤裸裸的挑战天朝上国的权威，实在是无礼至极。按照炀帝的一贯作风，本想就此征伐或斥责日本，但考虑到征讨高句丽的战事方殷，不想再树立敌人。所以对于日本的冒犯，只是拒绝回复其国书，而没有进行惩罚，由此日本躲过一劫。

隋炀帝对日本国书中的用语非常气愤

大业三年，其王多利思北孤遣使朝贡。使者曰：“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其国书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帝览之不悦，谓鸿胪卿曰：“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见《隋书·卷四十六·东夷传》。

尽管隋炀帝对日本的失礼行为感到不快，但还是在次年派出使团回访日本（以裴世清为首），并获得大量有关于日本的完整、准确消息。裴世清使团回国的当年（609年），小野妹子受命作为送隋使回国之使再度访华，并向隋炀帝呈递第二封国书。

此次的国书吸取了上次的“教训”，不敢自称为“天子”，而只是在抬头使用“东天皇敬白西皇帝”的用语，不仅让炀帝略为满意，还巧妙地避开中日两国间的主从上下关系问题，从形式上获得与中国平起平坐的地位。

隋唐时期，日本对中国的学习达到最高潮

最晚在唐高宗时期，倭国正式将国名改为日本（“咸亨元年，遣使贺平高丽。后稍习夏音，恶倭名，更号日本。使者自言，国近日所出，以为名。或云日本乃小国，为倭所并，故冒其号。”见《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东夷传》）。而此时，日本对中华文化的学习几乎达到“全盘吸收”的程度，由此使得中日间的交往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