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败后，张謇有一著名的弹劾李鸿章疏：“……盟血未干，日乘韩乱，故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以六营东援，乱定后，再三以朝鲜政敝民穷，兵单地要，函请李鸿章及早为之修政练兵，兴利备患。李鸿章怪其多事，痛斥其非。既而吴长庆疏请入朝自陈，卒亦不果……若非吴长庆尚有三营驻守其间，则今日之事，早见于十年以前……日所欲之，鸿章与之；日之所忌，鸿章去之。如纵骄子，不至于败而不已；如饲饿狼，至于饱而犹不已。 ……”

李鸿章

张在奏疏中说的是1882年，吴长庆率军入朝鲜平定“壬午事变”后，重用袁世凯（袁也因在朝鲜的出色表现而崭露头角），粉碎日本屡次图谋朝鲜的企图。但吴长庆对日本图谋以朝鲜为跳板进而侵略中国的意图是警醒的，曾请求李鸿章早做准备，整军练兵，但李鸿章不但不听 ，还大加痛斥。

从事后来看，吴长庆的建议是非常正确并且及时的。

因为甲午战清军之败，不是败在武器装备，而是败在缺乏训练、士气低落、指挥体制落后。

在1891年英国的《伦敦武备报》评估清朝海军装备实力列世界第8位，日本16位。在后来的几年，虽说日本加快了海军建设，日本天皇带头省下钱来购买先进战舰（我们家的在修颐和园），但直到战前，中方海军舰艇总吨位还是略占优势的（83900吨对72000吨）。

日本的个别主力战舰在机动性和舰炮射速方面优于中方，中方则在装甲防护能力、大口径火炮方面占优。

日本个别主力战舰的性能优势远未达到“代差”的程度。

而陆军武器装备方面，中方是完全优于日本的。

甲午海战图景

就拿战争前期的主力部队淮军来说吧，这是李鸿章的起家部队，也是重要的政治资本，其武器装备基本能随西方新式武器的不断发展而同步更新。

甲午战争前夕，淮军部分部队已装备了当时很先进的后膛连发枪，如奥地利的曼利夏、德国的新毛瑟步枪等。

在1884年，淮军的阿姆斯特朗式、格鲁森式以及德国的克虏伯式后膛钢炮就已达370多门。

自鸦片战争认识到“器不如人”以来，清政府在购买武器装备方面是舍得下本钱的。湖广总督张之洞于1894年奏报，先后委托驻外公使和从外国洋行购买各式快枪共9250枝、火炮30尊、子弹700万颗、炮弹14400颗。两江总督刘坤一至1894年9月，已购各种快枪15000枝，子弹280万颗，并拟再购快枪10000枝，每枪配子弹500颗。李鸿章买的就更多了，1894年10月奏报已购各项快炮56尊，各项快枪28320枝 ，大小各项枪炮子弹1520余万颗。12月李鸿章又奏报委托驻德、美、英各国公使代购毛瑟、哈乞开斯、马梯尼等快枪23300枝，子弹622万颗，以及小快炮若干门。其它各省奏报也为数不小，不一一例举。（丛刊续编《中日战争》（一））

阿姆斯特朗式后膛炮

再看日军方面，陆军主要装备的是国产青铜炮和村田式单发枪（少数部队装备村田式连发枪），性能远不能与中国进口的西式连发枪和后膛钢炮相比，全军拥有的野炮不过300门。（吕万和《简明日本近代史》）

武器装备是决定战场胜负的重要因素之一，不是唯一。

尽管清陆军武器装备占优，但因清军缺乏训练、指挥能力低下、临时招募大量新兵参战、新式武器保管使用不当等原因，在战场上连连败北。

清军每次打了败仗，均“尽弃军实走，器械尽失。”（刘体仁 《异辞录》） 清兵战败只顾逃命，丢弃武器装备，且不知加以破坏，反过来却为日军所用，大大加强了敌方的装备实力。

据日本方面统计，日军仅在牙山、平壤、九连城、凤凰城、金州、大连湾、旅顺口等地，就缴获大炮607门，枪7394枝，炮弹267万余发，子弹7745.8万发。日军在整个战争中才消耗子弹124.18万发，炮弹34090发（在威海、营口、牛庄缴获的200门大炮及枪枝若干还没有统计在内）。

李鸿章曾就淮军遗弃大炮发出哀叹：“令我寒心，再发再弃，当如之何！”（《李鸿章全集》（三））

从平壤战役中的弹药消耗及战果也以看出，清军战斗力之低下，指挥训练之差。

平壤战役参战部队每门炮自带炮弹50发，每枝枪带子弹150发，以后又从国内运去炮弹2400发，格林炮子50000颗，子弹50万发，火力不能说不强，但炮兵“炮准甚疏”，根本打不准，步兵命中率就更差了，每人消耗子弹300多发，但该战役一共才毙敌180人，只求把枪放响了就行，子弹打到哪里不管。

毛瑟步枪

袁世凯1894年12月与盛宣怀通电中对此也有提及：“且子弹每配二百，不足十分钟用；至兵枪，只知托平乱打……有用弹数十条，伤寇十余人，何能御敌！”（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 上册）

200发子弹打不了10分钟，这不是步枪，是机关枪的射速吧。

而日军在整个战役中，每名士兵消耗子弹平均只有8发。（（日）藤村道生 ：《日清战争》）

就这样，日军越打装备越好，清军越打大炮越少，不败才怪。

对吴长庆“修政练兵，兴利备患”的正确建议不予采纳，与李鸿章对日“避战保和”的错误战略有关。

当时清廷有“帝党”和“后党”之争，对日帝党主战，后党主和，李鸿章属后党，无论整军备战还是对日战略都消极应对，是内争介入了国策。

丁中江在其《北洋军阀史话》中为李鸿章开脱说，“了解当时清军无法和日军一战的，只有李鸿章”，并且又拿出“挪用海军军费修颐和园”来说事，其实当时海军装备与日军比起来差距并不明显，陆军武器装备优于日军。

并非“国”不强，而是“人”不行。

做为手握外交和军事大权的李鸿章，主和并无大错，但为何不积极整军备战呢？

淞沪会战

1937年的淞沪战争，经多年军阀混战，国弊民穷，我方与日方武器装备可以说已出现了“代差”，尚不惜一战，李鸿章的“清军无法和日军一战”，又是从何说起呢？

有时国和家一样，一个家庭，人强，即使穷困也是暂时的；但如人弱，纵富贵也不能长久。

就像满清末期，虽然在武器装备上花费巨大，但从人的方面来说，上至庙堂，下及蔗黎，都颟颟顸顸，迷迷瞪瞪，一样被人家打得满地找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