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周显德七年（960年）正月初一至初四。

虽是新春佳节，但后周正值国丧，后周世宗柴荣于半年前刚去世。

年仅七岁的后周皇帝柴宗训及一班宰执大臣，根本没有想到这新春佳节的短短四天之中，一出经典的权力游戏上演。

陈桥兵变

这出大戏最终的结果是，柴宗训将帝位“过户”给了大将赵匡胤。

这便是陈桥兵变，赵匡胤成功地黄袍加身。

赵匡胤黄袍加身，起于一个消息：契丹与北汉合势入寇。

北宋薛居正在《旧五代史•周书•恭帝纪》是这样记载的：

显德七年春正月辛丑朔，文武百僚进名奉贺。镇、定二州驰奏，契丹入寇，河东贼军自土门东下与蕃寇合势。

正月初一，百官向周恭帝“进名奉贺”，祝贺新春，然而也带来了一个坏消息：北方契丹进犯，北汉也策应契丹进犯。

面对如此情况，周恭帝“诏今上率兵北征。”

正月初三（癸卯），赵匡胤带兵出发，晚上宿于陈桥驿。

这晚发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未曙，军变，将士大噪呼万岁，擐甲将刃，推戴今上升大位。”

陈桥兵变

初四，赵匡胤回师京城，继位为帝。

以上便是陈桥兵变的基本时间线索。

当我们在争论赵匡胤陈桥兵变是否是一个精心制造的阴谋时，“契丹与北汉合势入寇”的真伪便是一个重要的判断依据。

显德七年正月，真的发生契丹联合北汉南下进攻后周的事吗？

除了《旧五代史》、，很多史书都记载的确发生了此事。

如《宋史·太祖本纪》记载：

“北汉结契丹入寇，命出师御之”。

如《续资治通鉴·宋纪》记载：

先是辛丑朔，周群臣方贺正旦，镇、定二州驰奏，辽师南下，与北汉合兵，周帝命匡胤率宿卫诸将御之。

一些文人笔记也是这般记载的。

似乎，显德七年正月契丹与北汉真的兴兵犯周。

但是问题是，赵匡胤陈桥兵变改朝换代后，北方的军事警报却自动解除了，不但代周后的宋朝罢兵了，契丹与北方的进犯不了了之了。

这似乎说不通。

宋太祖

种种迹象表明，北汉结契丹入寇是个假情报，是个精心设计的调兵借口。

无论是《旧五代史》，还是《宋史》、《续资治通鉴》等史书都是照搬了《太祖实录》的说法，而记载宋太祖生平的《太祖实录》是宋人编写的，又不可避免地有洗白宋太祖的一面。

那么我们是思考一下，契丹到底有没有出兵犯周呢？

后周显德七年，也就是大辽契丹穆宗应历十年。

《辽史·穆宗本纪》记载了显德六年（穆宗应历九年）年底的事情。

是月，周主荣殂，子宗训立。秋七月，发南京军戍范阳。冬十二月戊寅，还上京。庚辰，王子敌烈、前宣徽使海思及萧达干等谋反，事觉鞫之。辛巳，祀天地、祖考，告逆党事败。丙申，召群臣议时政。 

十年春正月，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废周立，建国号宋。

这里丝毫没有提到契丹对后周有军事行动。

因为此时的契丹出现了一场内乱，王子敌烈、前宣徽使海思及萧达干等人谋反，辽穆宗忙于镇压叛乱。镇压了叛乱后，辽穆宗祭天祭祖，足见此叛乱的影响不同一般。

这场谋反案发生在959年十二月，当辽穆宗镇压此事后，来年的正月就听到了赵匡胤废周建宋的事情。

从辽国内部发生的事情来看，辽穆宗根本没有精力去考虑对后周如何。

而且契丹也无力联合北汉对后周进行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后周显德六年，周世宗柴荣北伐，一路势如破竹，打的契丹落花流水，收复被契丹侵占的关南之地。

周世宗

这次出师，仅四十二天，后周便兵不血刃，连收三关三州，共十七县。

正当形势一片大好之际，周世宗病重，不得不停止北伐，回京不久后就驾崩了。

从周世宗病逝，到显德七年正月，约六个月左右，契丹有没有可能借机报复后周呢？

理论上，周世宗新死，这是契丹报复后周的好时机。

毕竟后周雄主新丧，“主少国疑”，内部政权不稳之际，契丹趁火打劫，捞个便宜，正是天赐良机。

宋太祖

但是事实上契丹无法这么做。

一是之前被周世宗打得太惨，实力受损，短时间无法恢复，

二是十二月发生了叛乱，无暇抽身。

《辽史·萧思温传》的记载也可以佐证此事：

已而，后周主柴荣复北侵，与其将傅元卿、李崇进等分道并进，围瀛州，陷益津、瓦桥、淤口三关，垂迫固安……已而陷易、瀛、莫等州，京畿人皆震骇，往往遁入西山。思温以边防失利，恐朝廷罪己，表请亲征。会周主荣以病归，思温退至益津，伪言不知所在。遇步卒二千余人来拒，败之。是年，闻周丧，燕民始安，乃班师。

从中可见，周世宗北伐契丹对契丹造成了极大的影响，连契丹京畿百姓“人皆震骇，往往遁入西山”，而萧思温听说周世宗病归，也退兵不动。后来听说周世宗病死，北京一带的百姓才安定下来，萧思温也就班师回朝了。

在刚受到周世宗狠狠打击的情况下，契丹想南下犯周要好好考虑一番，何况从年底发生叛乱来看，契丹的内部不稳。

《辽史》中没有任何只言片语记载显德七年正月南下侵犯后周的事情。

对于宋史中信誓旦旦地说契丹于显德七年正月入寇一事，契丹表示这锅我不背。

事实表明，显德七年正月初一日，后周朝廷接到的契丹联合北汉南下寇边的警报是假的。

制造这个假警报的目的就是要给赵匡胤制造调动重兵在外的充分理由和机会。

陈桥驿与开封

赵匡胤刚刚将大军带到离开封小半日路程的陈桥驿，就发生了兵变，须臾间回师开封，后周宰相们连反应应对的时间都没有。

当赵匡胤黄袍加身的消息传回开封后，文武百官面面相觑、无计可施。

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身为顾命大臣的宰相范质抓着另一位宰执大臣王溥的手，痛呼道：“仓促遣将，我辈之罪也！”

身为宰相，仓促间令赵匡胤领兵出征抵抗，以致酿成今日之事，这是我们的罪过。

范质此言有对不辨军情警报真伪的悔恨，他无比悔恨，以至于“爪入溥手，几出血”。

然而悔恨已经无济于事。

很多年后宋太宗赵光义评价范质道：

“宰辅中能循规矩、慎名器、持廉节，无出质右者，但欠世宗一死，为可惜尔。”

如果范质对不起周世宗，欠一死，不知道赵匡胤欠几死。

契丹与北汉联合犯周，应该赵匡胤等人蓄意制造的假警报。

虽然不少正史言之凿凿，但是那并不代表历史的真相。

《旧五代史》是北宋官方编纂的史书。《宋史》虽是元代编纂的，但是取材于宋代历朝皇帝编纂的实录。后来的其他史书多是对之前史书的“复制”、“再版”。

说白了，很多史书都是以前朝史书为“母版”的。

黄袍加身

“千秋疑案陈桥驿，一著黄袍便罢兵。”

这是清代著名史学家赵冀的评论。

赵匡胤黄袍加身后，北上“抵御”契丹“入侵”的事，再无任何下文，而契丹和北汉的大军也没有了任何踪迹。

这事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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