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税亩与李悝改革

管仲开创的改革，由近及远，自东向西蔓延开来。鲁国是齐国的邻国，较早受到管仲改革的影响，在管仲去世半个世纪后，前594年，鲁宣公实行“初税亩”，这是明确记载的中国土地改革历程标志之一。同期或之后的众多诸侯国，总是要或多或少的学习先进诸侯国的改革措施，就是有所创新也是正常的，只是历史上记载不太清晰而已。

“井田制”中间一块称为“公田”，其余八块称为“私田”，也叫“份田”。公田由八户农家集体耕种，收获全部归“公”。份田则分别分给八家农户，男子成年授田，老、残、死要还田与“公”。份田的收获是用来养家糊口的，公田的收入是用于社会公益事业或公共管理开支。农户在完成公田的耕作任务后，才可安排份田上的工作。公田由基层领导指导督促劳动，长期起着“标准田”或“试验田”的作用，是私田的学习楷模。在“井田制”的早期，种植业还在初步发展中，属于当时的高精尖产业，普及种植业的各种知识是公田的重要任务，人们在公田中集体劳动，具有一定的农业劳动学习功能。

人们之前长期的集体生活或生产活动，进化出了对集体活动的较大奉献精神，这是根植于基因中的奉献精神。从黄帝算起，“井田制”发展到东周初期，已经两千年的历史了。这两千年的农业劳动，上百代的进化机会，首先让我们的祖先变得越来越勤劳了，这也是根植于基因中的进化。到东周初期，我们的祖先已经处于较勤劳状态了。其次，我们祖先在长期的温带农耕生活中，智力也提高了一些。智力的提高，让农耕生产的难度显得大幅度下降，逐渐不再属于高精尖产业，农业生产逐渐是成年人可以轻松学会的事情。

长期的家庭生活，虽然可以逐渐提高男性的智力水平，虽然客观上确实能降低男性自私基因的优势（由于可以“搭便车”的好处，自私基因在公共集体生活中具有明显的优势，可以较快代替奉献基因），但是，自私基因依然不存在相对劣势或略有优势，导致自私基因依然在逐渐发展中。经过长达几千年的时间，自私基因在人群中的普及程度大幅度提高，人们的秉性已经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成年男性虽然更聪明了，虽然更勤劳了，对家庭的责任心虽然更大了，对自己子女更加有爱心了，但是对家庭之外的责任心或奉献精神在减弱。人类禀赋这样的变化，意味着曾经适宜的社会制度不再适宜，需要被改变。比如，到东周前期，成年男性在“井田制”中的公田劳动，逐渐学会偷懒了，干活不卖力了。而在自己的私田干活却很提劲，这种现状逐渐引起了智者们的思考。

生产工具在改进，比如铁器的增多和牛耕的出现，促使劳动生产效率明显提高，虽然干公田的农活效率明显不如私田的农活效率，人们依然已经可以不太费劲的干完公田和私田的农活了。已经变得逐渐勤劳的人们，有了闲暇时间，追求更多的农产品收获成为趋势。部分特别勤劳的家庭，在其他人休闲的时间开辟新的耕地，获得更多农产品，生活质量得以提高。这让其他家庭看到，自然会被仿效。私自开辟荒地成为潮流，以至于家家户户都有井田系统之外的田地，人们的生活质量实实在在的提高了。勤劳程度提高带来的较多农业劳动，意味着出汗增多，人均对盐的消费逐渐增多，促使了盐业的快速发展。

生产工具的改进和勤劳程度的提高，都促使人们富裕程度的提高，也意味着政府可以提高剥削水平，也就是政府的税率会提高。政府会拥有更大的财力，掌握更多财富。生产工具的改进和勤劳程度的提高都会促使人们为了基本的食物供应而必需的劳动时间减少，大家客观上可以具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大家客观上生活可以更幸福了。但实际上往往并不会这样发展，往往是人们的闲暇时间会被政府利用起来，进行更多的集体劳动，或者进行更多的或更大规模的或持续时间更长的战争，这其实就是战国时代逐渐到来的生产力基础。

为了避免人们在公田干活偷懒，更为了增加政府收入，鲁宣公实行“初税亩”。就是按田亩征税，不分公田、私田，凡占有耕地者均按耕地面积纳税，税率为产量的10%。这意味着公田被分配给了周围的“份田”拥有着，不再进行公田的集体劳动了。井田制系统之外的开荒耕地也被纳入这样的税收体系，地位可以与井田制系统的耕地一样了。这意味着开垦的荒地被合法化，人们开垦的荒地依法得到了保护，开垦荒地的热情大幅度提高。也意味着勤劳的价值继续提高，人们将向更加勤劳的方向进化。

“初税亩”与管仲的耕地改革没有实质差异，完全是管仲改革创新的被模仿。差异只是二者在时间上有所不同，自然所面对的环境有所不同。管仲改革已经促使齐国经济大幅度发展，各种技术创新或生产工具的改进已经让相邻的鲁国明显受益，鲁国经济也跟着发展了起来。以及人口增多，农业生产能力提高，导致私开荒地现象大幅度增多，这自然是初税亩面对的新形势。井田制系统的理论税负为产量的九分之一，而初税亩的税负为产量的十分之一，看起来税负下降了，实际上由于已经存在的大量私自开垦的荒地也被纳入了征税范畴，总体上看，税负增大了，政府收入增多了。

鲁国初税亩改革顺应时代潮流，顺应人之本性，是一场承前启后的重要改革，为华北平原中东部的迅猛发展除去了一个障碍。先进的经济，为这里成为当时华夏文化中心提供了保障。鲁国初税亩43年后，孔子诞生了，经济和文化发达的鲁国为孔子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可以说，初税亩与孔子学说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具有某些因果关系。从孔子角度，我们可以感受初税亩的重要影响，也可以感受管仲创新改革的伟大历史意义。

孔子（前551年～前479年）逝世24年后，李悝（前455～前395年）出生了，曾就学于孔子的再传弟子曾申门下，学得一身好本事，赶上了三家分晋的好机会。一代雄才魏文侯当政的魏国，面对着较大的生存压力，选择了变法图强，与李悝合作成功进行了承上启下的影响深远的李悝改革。这是管仲改革到鲁国初税亩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自东向西改革浪潮的一部分。

对耕地制度的改革与管仲的耕地改革差异不大，只是更明确的废除井田制体系，并且鼓励老百姓垦荒，明确允许土地私有买卖。也就是一步步的改革，更加彻底的走向了土地私有制。我们已经知道土地私有制的巨大威力，结果可想而知，魏国逐渐成为战国初期的富国和文化强国，取代齐鲁大地，成为华夏文明的引领者。

李悝改革是一系列的，对政治军事体系也进行了改革，选贤任能，停止世袭贵族的政治特权，比如封君在封国食邑内没有治民之权，只衣食租税。实行法治，建立完备的魏国法律《法经》，对于国家法令、政府职能、官员的升迁奖惩、军功的奖励，都做了完备的规定。建立“武卒”制，即对军队的士兵进行考核，奖励其中的优秀者，并且按照不同士兵的作战特点，重新将他们进行队伍编排，发挥军队的作战优势。这些改革措施促使魏国的崛起，成为当时的强国。

比李悝小一些的吴起（前440年～前381年）也在孔子的再传弟子曾申门下学习，并在楚国进行了一些类似的改革，成为当时改革浪潮的一束潮流。我们说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家，看来是言之有理的，孔子的弟子或再传弟子们确实在广泛的普及知识，滋润着华夏民族文化的发展，加速着当时的社会大变革。

大约是李悝去世的那一年，与魏国相邻的卫国的商鞅（约前395年～前338年）出生了，富强的魏国的社会体制自然会被商鞅熟悉，把这种先进的社会体制带进落后的秦国，进行了激进和更为功利的“商鞅变法”。自此，管仲开创的改革，自东向西，自北向南普及到了整个华夏地区。

李悝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