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洋网讯 昨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2016年度广东省行政诉讼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同时公布典型案例。白皮书显示，2016年，广东法院行政机关败诉率为12.2%，同比下降5.77%，这是近年来首次下降，比全国平均水平低4.42%；各级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增幅近五成。

2016年，全省21个地级以上市全面启动行政案件集中管辖改革试点工作，依法应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一审行政案件95%以上实现了异地管辖和跨区划审理。白皮书显示，行政相对人依法维权意识增强，2016年全省法院新收的一、二审行政案件2.4万件，同比增长2.25%，其中新收一审行政案件数量在全国占比6.92%。今年1～6月，全省法院新收行政案件14223件，同比增长21%。

广东行政诉讼案件呈现新特点，原告诉求日渐多元、群体性诉讼增多，出现了确认无效之诉、附带审查“红头文件”之诉、预防性之诉等新类型案件。行政相对人的法治意识不断增强，先后对《广州市中小客车总量调控办法》《深圳市小汽车增量调控管理实施细则》《广州市既有住宅增设电梯试行办法》等地方政府及其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提出了附带审查诉讼请求。

广东已经建立起了“党委重视、人大监督、政府主导、法院推动”的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工作机制。白皮书显示，各级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达1598人次，比上年度上升45.27%；其中区县级以上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201人次，比2015年度上升25.62%，创新历史新高。

“行政机关败诉率近年来首次出现下降、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的提高，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水平不断提高。”广东高院洪适权副院长这样告诉记者。

案例一：科研机构状告城管局

要求公开餐厨垃圾数量被拒后告上法院胜诉

2015年12月8日，广州市海珠区宜居广州生态环境保护中心（以下简称环保中心）先后两次向番禺区城市管理局（以下简称番禺城管局）提交《信息公开申请表》，要求公开全区每日产生餐厨垃圾数量，以及餐饮垃圾和厨余垃圾的各自数量。环保中心在申请中表明，所获取信息的用途均是“自身科研特殊需要”，并各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一份。

番禺城管局随后对两份申请统一作出答复，认为环保中心提交的材料无法说明与自身科研特殊需要有关，因此决定不予公开。环保中心不服，提起本案诉讼，请求确认番禺城管局未在法定期限内对申请一一作出答复违法，并判决撤销番禺城管局作出的答复。

广州铁路运输第一法院认为，环保中心两份申请信息公开，表述和含义均不同，不能简单只对一个申请作出回复。法院同时认为，从环保中心的申请和附带的材料来看，已经达到证明其科研需求的标准。据此，一审判决撤销番禺城管局不予公开的答复，并责令番禺城管局对环保中心的两个申请重新作出答复。

一审判决后，被告未提起上诉。

法官点评：本案中，环保中心业务范围带有公益性质。作为当前社会空前关注的垃圾环境问题，原告以科研需求为理由，通过政府信息公开的途径申请获取相关信息，法院依法判决体现了对社会公益事业的支持，是法治推动环保事业发展的重要保障。

案例二：男子状告公安局

身份信息被冒用成罪犯获赔5万元

由于身份信息被犯罪嫌疑人冒用，惠州一男子张某莫名成了有“前科”的人。张某向当地公安局提出更正申请后，却一直没有得到“清白”。于是，张某将惠州市公安局惠城区分局告上法院。经惠州市中院终审，法院确认惠州市公安局惠城区分局构成行政不作为，在指定媒体上连续三日刊登信息更正声明及张某的无犯罪记录声明，同时要赔偿交通费、住宿费等合理开支及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

2013年张某的身份信息被犯罪嫌疑人张某松冒用，张某松被定罪量刑后，其犯罪信息被以张某的身份录入公安警务综合系统和全国违法犯罪人员信息资源库。2014年12月张某到惠州市公安局惠城区分局（以下简称惠城分局）管辖的马庄派出所要求更正其信息。直至张某起诉时，惠城分局仅对公安警务综合系统内的身份信息进行了层报更正，并未在全国违法犯罪人员信息资源库的身份信息进行层报更正。直至2015年12月本案上诉至二审法院前，罪犯张某松在全国违法犯罪人员信息资源库的身份信息才得到更正，无本案张某的个人身份信息。

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确认惠城分局构成行政不作为；惠城分局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惠州日报》《达州日报》连续三日刊登罪犯张某松犯罪信息更正声明以及原告张某无犯罪记录声明；同时赔偿张某交通费、住宿费等合理开支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共3万元。张某不服，提起上诉。

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鉴于该案对上诉人造成相关损失的严重程度，就上诉人的交通费、住宿费等合理开支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应适当调整为5万元为宜，遂判决维持一审行政判决的前两个判项；赔偿上诉人张某5万元；驳回上诉人张某的其他请求。

法官点评：身份信息冒用屡有发生，是人民群众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国家行政机关负有保护人民群众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以裁判方式明确了行政机关不仅应当及时履责，还应当全面、有效履责，将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落到实处，促进行政机关高效合法地履行职责。

（广报记者方晴 通讯员曾洁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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