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曲“虞兮虞兮奈若何”的悲歌，标志着历时四年的楚汉之争落下帷幕，曾经的泗水亭长、此时的汉王刘邦成了最终的胜利者，一个崭新的帝国即将诞生。

公元前202年2月28日，汉王刘邦于定陶氾水之阳即皇帝位，宣布定都长安、国号为汉，一个伟大的帝国就此建立。

帝国初建，面对连年战乱后的百废待兴，刘邦接受了陆贾“马上得天下，不可马上治天下”的建议，认识到可以通过武力来夺取天下，但绝对不能仅依靠武力来维持对天下的统治。与此同时，在一次庆功宴上，刘邦与大臣曾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帝置酒洛阳南宫，上曰：“彻侯、诸将毋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对曰：“陛下使人攻城略地，因以与之，与天下同其利；项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此其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史记·高祖本纪》）

这段对话可谓道出了刘邦能战胜项羽、夺取天下的根本原因——不拘一格地重用以萧何、韩信、张良为代表的杰出人才。并且，这段话也预示着刘邦将在汉帝国中推行一种新的人才选拔制度。

在我国古代历史上，统治者选拔人才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选拔官吏，所以古代历史上的人才选拔制度几乎就等同于官吏选拔制度。汉代以前，官吏选拔制度主要有商周时期的世卿世禄制、春秋战国时期的招贤制、秦自商鞅变法后的军功制。然而，自秦始皇创立中央集权制的大一统帝国后，这些制度选拔范围过窄、大量才学之士难以获得稳定入仕途径的缺点就暴露无遗。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各级行政机构都能在中央集权制这一大架构中稳健运作，必须通过一种新的人才选拔制度来实现。

恰在此时，汉初的一些儒生开始主动向刘邦身边聚拢，并且利用以刘邦为首的汉初统治阶层想从秦朝灭亡中吸取教训的心理大力宣扬“秦用法家重典而致速亡”，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陆贾、叔孙通，最终陆贾用“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天下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治也，然失之者，乃举措太众、刑罚太极故也。（《新语·无为》）”打动了刘邦，促使刘邦接受了叔孙通以儒家治理原则选拔人才的建议。

公元前196年二月，汉高帝刘邦下诏，令天下郡国举荐贤才，贤才的标准是儒家极力倡导的“德”。这可以看做是汉代察举征辟制的开端。随后的高后、惠帝时期，也曾多次下诏举荐“孝悌力田”者，为察举征辟制的最终建立打下坚实的基础。

公元前180年，代王刘恒继位，史称汉文帝。汉文帝继位的第二年，下诏举荐“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十五年又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至此，察举征辟制中的察举制终于创立。创立之初，察举制分为四个步骤：

1、皇帝不定期下诏，指定朝廷所需的人才种类（行政、水利、天文、军事等）；

2、由丞相、列侯、公卿、郡国按照所需的人才种类举荐相应的人才；

3、举荐出的人才统一前往都城长安，由皇帝亲自考察；

4、根据考察的结果，依次授予官职。

通过这些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察举制的创立给汉帝国各个阶层、各个方面的人才打开了一条入仕之道，但也存在一个缺点——时间上的不固定导致人们对察举制的积极性不高。所以到了汉武帝时期，不仅将察举定为每年进行一次，还制定了各种详细的规定，同时为了防止察举可能造成的人才遗漏，还制定了征辟制。这样，汉代的察举征辟制才得以成型。

察举制

汉武帝时期对于察举制作出了详细的规定，首先在于选拔的人才方面，不管是何出身都可以参加选拔，但诸子百家中只有儒生才可以参加选拔；其次按照学有所长的原则，分德行、学问、法令、谋略四个方面选拔人才；最后将察举分为岁举和诏举两类，岁举有孝廉、茂才两科，诏举有贤良方正、异类两科。下面就简单介绍一下察举制的这四科：

1、孝廉。汉以孝治天下，所以由孝子廉吏得名的孝廉科就是整个察举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是汉代人才入仕的主要途径。不管你是在职官吏，还是出身名门，又或者是普通百姓，只要德行符合标准就可以举孝廉入仕。汉武帝时期规定“不论郡国大小、人数多寡，每岁举孝廉二人。东汉时期改为“郡国人数满二十万可岁举孝廉一人，边远地区人数满十万可岁举孝廉一人”；

2、茂才。茂才科最初名为秀才科，东汉时期为避光武帝刘秀讳改为茂才科。与孝廉科主要针对普通百姓相比，茂才科主要针对在职官吏，只能由州一级的行政长官举荐，更加注重被选者的才能，选拔要求较高；

3、贤良方正。此科是帝国在遭受外敌入侵、自然灾害、疫情频发等重大变故时才由皇帝下诏开设，主要是向应选者询问应对方略；

4、异类。此科是一个统称，包含有明经、明法等科，不定期开设，主要选拔通晓儒家典籍、法律、天文、军事等方面的人才。

征辟制

征辟制其实是对察举制的一种补充，主要针对那些德才兼备但却没有察举出的人才，分为征召和辟除两类：

1、征召。起源于秦末汉初，在汉武帝时期开始盛行；

2、辟除。起源于秦代，发展到东汉时期成为选拔人才的主要方法之一，分为中央的公府辟除和地方的州郡辟除两类。根据《后汉书》中的记载，辟除制主要是给朝廷中央的丞相、太尉、御使大夫、太傅、大将军、车骑将军和地方的州郡长官选拔属吏，目的是为了提高他们的行政效率。

通过察举征辟制的施行，汉帝国各阶层、各方面的人才都有了一个稳定的入仕途径。得益于此，整个汉帝国才能结成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当这个共同体在中枢汉武帝的指挥下挥出拳头时，绝对是任何敌人都难以抵挡的。由此观之，不是卫青和霍去病成就了强汉的威名，而是结成利益共同体的汉帝国成就了卫青和霍去病的赫赫战功。所以说，汉帝国在文帝、景帝、武帝时期能从兴盛逐步迈向强盛，绝对跟察举征辟制的创立和发展密切相关。

然而，外患逐渐消弭后，察举征辟制就渐渐被弄成了汉帝国灭亡的主因。例如察举征辟制最为看重的德行，不问出身、门第、阶层，只要德行够标准就可以被举荐入仕，但是时间一长，德行就成了人们最为看中的东西，因德行甚高而名满天下的王莽出现时，人们心中就觉得换王莽做皇帝应该也不错吧，然后汉帝国第一次灭亡了。

例如汉武帝为了保证举荐者认真举荐人才、被举者能尽心尽力，就规定被举荐者犯错受罚时，举荐者也要一并受罚。因写下“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 ”而名留青史的陈汤，就曾因犯错而连累了举荐自己为孝廉的张勃，导致张勃被“削户三百”（《汉书》）。这项规定的出发点绝对是好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举荐者与被举荐者就结成了一个个小的利益共同体。而这些小的利益共同体随后将成长为分裂汉帝国的大的利益共同体。

例如征辟制中的辟除制，其本意是为了提高汉帝国中的高级官员的行政效率，但是东汉时期对辟除制做了新的规定——中央高级官员和州郡长官辟除的属吏可以被举荐为州郡下属郡县官吏和中央官吏。汉灵帝时期州牧成为一州最高的军政长官后，州牧多将辟除的属吏举荐为下属郡县的官吏，这就给各州州牧转变成诸侯提供了基础。本来，州牧和朝廷中央的高级官员间还有着紧密的联系，汉帝国还能借此维系对各州的统治。但是，随着“十常侍之乱”和“董卓之乱”的相继爆发，朝廷与州郡的紧密联系被斩断，汉帝国的各州州牧就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诸侯。发展到这一步，汉帝国基本相当于灭亡了。

历史上有一句很出名的话——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对于汉帝国来说，也可以套用这句话——成也察举征辟制败也察举征辟制，当然这并不是说察举征辟制不好，恰恰相反它是那个时代最好的人才选拔制度，它对于汉帝国的伟大功不可没，但是在察举征辟制演进的过程中，它又直接促使人们坐视王莽篡汉和州牧转变为诸侯，导致了汉帝国两次灭亡，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汉之所兴、汉之所亡皆由察举征辟制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