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伊始，蒋介石首先在南京成立了大本营，以原参谋本部为基础，扩大成立大本营的第一部掌管作战。第一部设一、二、三3个厅，分掌作战、情报、人事与陆大教育。但全面抗战爆发不到半年时间，国民政府百万军队大溃败，接连丢失了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和华北、沿海各省的大片国土。

1938年，撤退到武汉后，才急急忙忙建立战时体制，将大本营改组为军事委员会，下辖军政、军令、军训、政治和后勤等部。

军令部系原大本营的第一部，部之下仍设三个厅：第一厅掌管作战；第二厅掌管情报；第三厅掌管总务及人事、会计和陆大教育等。军令部是对日作战的最高指挥机构。作为掌管战略情报的军令部的第二厅，是抗日战争期间最高的军事情报机构。它与第一、三厅一样，既是部长的幕僚，又区别于第一、三等厅，还是执行的机构，直接负责国内外情报的搜集。正由于这个特殊情况，第二厅自成立起，就与军统组织结下了不解之缘。

军令部下属测量总局广西局徽章

军令部第二厅的成立和军统的关系

军令部第二厅首任厅长是徐培根。厅本部设四个处。第一处处长吴石（正是日后大名鼎鼎的中共“密使一号”），主管日本情报；第二处处长郗永绥（亦称郗恩绥），主管国际情报；第三处处长郑介民，主管国内情报；第四处处长魏大铭主管情报电讯。正由于军令部第二厅不仅是部长的幕僚，还是一个搜集情报的执行机构，所以除了厅本部四个处以外，还需要在全国各地和国外设置面很广的外勤组织。

吴石烈士一家合影

​由于军令部第二厅是在国民政府撤到武汉时仓促成立的。它既无人员，又无机器。要在短时问内建立起自己的谍报网谈何容易。唯一的办法就是凭借外力。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戴笠拥有一整套搜集敌情的必要手段。

军令部第二厅成立之初，根据当时的客观形势，非常需要戴笠军统局的帮助才能支撑场面。而戴笠是蒋介石手下最大的情报领袖。能插手军令部第二厅，正是戴笠求之不得的事情。军令部第二厅成立的第一天，戴笠就把大批军统特工塞进了该厅。

蒋介石与戴笠

​军令部第二厅的第一、二两处是新建的机构，第一处可以利用各野战部队的谍报机构搜集日敌情报，第二处可以利用各驻外的武官处搜集国际情报，并在这些基础上再图发展。唯独第三、四两处，在国内情报和情报通讯方面是只有空架子单位编制，有头无肢，无法展开工作。厅长徐培根对此束手无策，戴笠就乘机向蒋介石推荐郑介民和魏大铭分掌军令部第二厅的第三、第四两个处的工作。

最后军衔为国民政府陆军一级上将郑介民，军统元老，巨擘

​蒋介石便让郑介民、魏大铭率领一批人进入军令部第二厅。按规定，在军令部担任参谋以上的人员，必须具有军籍。郑介民是黄埔军校二期出身，当然不成问题；而近代中国电讯巨擘魏大铭此时依然是文官，无军籍。蒋介石亲批入伍，并授予少将军衔，以此担任第二厅第四处处长之职。从此，军令部第二厅的国内情报和情报电讯两项业务，自始至终牢牢地控制在军统手中，从未易手，这是蒋介石的需要。反之，蒋介石一样制约军统再去扩张对日、对苏以及一般的国际情报业务范围，利用其他的派系力量去制衡。即便电讯系统，也以其内弟毛庆祥整合统领，以此来制约军统势力的过分扩张。而民国抗战期间军事情报总成，则有第二厅厅长总领。如无任何派系的海军中将杨宣诚。这也是蒋介石驾御各派系的一种手段。

军统技术巨擘，中国电讯专家魏大铭

人事组织和业务

首任厅长徐培根抗战前曾任航空署署长，他在第二厅任职时间是1938年4月第二厅成立到1939年初。当时传说，徐的离职是由于蒋介石对他的私生活不满。实际并非如此，主要是他对全厅的业务既不熟悉，又没有自己的一套班底，将军统人马拉进来后，颇为后悔，在工作中，反而要时时处处要仰戴笠的鼻息。他不愿长期充当一个傀儡厅长，因而请辞。

第二任厅长杨宣诚，在二厅主持工作的时间达4年之久，正是中国全面抗战最危难之期。能够长期执掌民国军事情报中枢，这与他的个性、作风不无关系。杨并不独揽二厅的大权，或是去培植自己的势力，掌握着一、二两处的武官系和控制着三、四两处的军统系之间存在着矛盾和斗争，，他抱定不偏袒任何一方，不论哪一方有成绩，一律向蒋介石上报请奖，当然都有自己的一份功劳。他在厅内尽可能使各个派系和睦相处，防止发生摩擦。对厅以外，不去扩充自己的势力，不与人争长论短。他既非军统，又非武官系统，能担任第二厅厅长达四年之久，一是的确成绩斐然，二是与他善于应付各方有关。

杨宣诚年轻之时

​郑介民，黄埔军校二期毕业，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据说与蒋经国是同学，回国后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团、师级党代表。1936年蒋介石成立军事委员会(旧)调查统计局时，陈立夫任局长，戴笠任第二处处长，郑介民任第二处副处长。1938年军事委员会(旧)调查统计局改组，第二处扩编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时，由贺耀组任局长，戴笠任副局长，郑介民任军统局主任秘书，同时兼任新成立的军令部第二厅第三处处长，后升任副厅长。郑介民从1943年到1946年担任军令部第二厅厅长。军统系统的人员出任第二厅厅长之职，是从郑介民开始的。郑有第三处(国内情报)和第四处(情报电讯)的班底，凭着军统第二把手的身份，对第三、第四两处可以指挥自如。郑介民在抗日战争期间曾较多地从事军事外交方面的活动（如1941年至1942年，曾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驻当时英属的新加坡；1944年，郑曾去印度的新德里和英印军总部情报厅协商中英军事情报合作事宜），对国际问题颇感兴趣。郑不仅对于第二厅第一、二两处的有关日本和国际情报业务有条件掌握，而且也能善于与第一、二两处的非军统系的负责人员相处。在他主持第二厅期间，虽然军统系和武官系的人员之间依然存在着矛盾和斗争，他曹随萧规，沿用着前任杨宣诚的方法，能使之不扩大、激化，并维持平衡。

1946年还都南京后，军令部位与国府一侧

军令部第二厅组织的发展

军令部第二厅的筹建，是先有骨架再生皮肉的，也就是先成立厅本部的几个处，然后逐步建立必要的外勤单位。

第一处情报的来源。第三、第四两处的外勤组织是空白，因此在第二厅成立以后，在组织上首先是建立和充实这两个处的执行单位。第三处设立了“谍报参谋人员训练班”，并在利用军统局原在各地已有的谍报组的同时，逐步建立第二厅自己的谍报组台。第四处首先建立通讯总台，派遣各谍报组电台，设立侦察总台，又成立通讯总所、电讯人员训练班及技术室等机构。郑介民接替杨宣诚担任厅长后，第二厅各处必须建立的外勤组织基本上已全部完成，但为了适应边疆形势发展的需要，第二厅在1944年增设第五处，当初主要是对付当年统治着新疆的军务督办盛世才，并为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央政府的势力进入其他边疆省区搜集情报作好准备。

徐培根与夫人徐芳（曾疯狂追求胡适）结婚照

​军令部二厅与中苏特种情报所、特种台：

中日战争爆发后，苏联为了自身利益，在各个领域积极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从1939年起，苏联的援助在军事领域中进一步扩大到对日本军事情报的搜集，在原汉口1938年秘密成立的‘中苏技术所’基础上，于重庆公开设立“军事委员会中苏特种情报所”和“军事委员会中苏特种情报电台”。这两个中苏情报合作的机构，虽在名义上直属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实际上是由军令部第二厅控制的单位，其主要人员由第二厅人员兼任或调任，其业务受第二厅的指导。例如中苏特种情报所所长一职，先后由厅长徐培根和杨宣诚兼任（中苏所最初所长贺耀祖任职仅20余天），副所长是苏联人华西列夫，还有科长郑冰如、黄昌度以及其下的人员，多由第二厅调任。中苏特种情报电台台长是苏联人伊凡诺夫，副台长肖坚白原是第二厅第四处的科长。

中苏特种情报所负责训练谍报人员，组派谍报组织，搜集日军地面军事情报。

今天，梨花开满的放牛坪

中苏特种情报电台，设在重庆市南岸汪山放牛坪，负责搜集日军的电讯情报。该台原定计划要设立侦测和密码研究两个部门，分别通过电讯侦测和对密电码研究来整理搜集敌军活动情况。后因苏联遭受德军侵袭，苏联方面的密电码研究人员，已无法抽调来华。该台在重庆工作的两年时间，苏联只派来电讯、侦测部门的技术人员，并提供电台，展开工作。当时苏联人员带来的一整套从电讯侦测来截收敌情的技术手段，对中国的人员是全新和陌生的东西。因此，实际的操作，如从机上侦收、测向、通讯网图的整理，电讯情报的编审，均由苏方技术人员主持并处理，中方电讯人员只是边当助手边学习，着眼于对该项新技术的吸收和掌握。

据称在1940年间，日本空军多次空袭重庆，该电台的技术其实已经达到单凭对日空军电讯侦测材料的整理和研究（当时并无密电码研究方面的配合），就能基本掌握每次空袭重庆日本空军机群的大小和来踪去迹。只是由于蒋介石对苏俄的防备方针，也含有苏联对国民政府的戒心，中苏台的电讯情报并没有认真被利用，很多情报也是真伪难考。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后，特在重庆成立了军令部留渝办事处。

1946年6月，国民党政府将军事委员会及所属军令部等各部撤销，改于行政院内设立国防部，并以何应钦为部长。原有军令部各项职掌，分别由国防部有关部门行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