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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人从哪里来?——湖湘文化里的江西DNA!

网络整理 2019-05-27 最新信息
湖南人从哪里来?——湖湘文化里的江西DNA!

湖南人从哪里来?——湖湘文化里的江西DNA!

湖南人从哪里来?

暮雨潇潇时,我们带着这样的疑问,来到江西的湖边小城鄱阳,这里是历史传说中江西移民的主要汇集地,距离湖南有五百多公里的路程。

站在当地一座叫芝山的小山顶上,看到浩渺的湖水在漫天雨雾中沉默,傍晚是人最容易陷入孤独的时刻,很多关于生命终极意义的问题在此刻反复拷问灵魂。我们从哪里来,是谁主宰了历史大迁徙的命运?自汉代以来,江西与湖广间的人口迁徙从未断绝。为什么要迁徙?迁徙并非农耕民族的本性,背井离乡历来都是痛苦的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稳定生活,似乎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美好”。是什么让安于现状的农耕之民离开了自己的故乡,去苦苦寻找未知的生存之地?世事难遂人愿,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时刻在决定着人们的生活的方向。很多选择,并非个人意志能够左右。

很多湖南人都把江西作为自己曾经的故乡,然而江西也只是一个中转之地,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故乡。自北向南的迁徙,在中国历史上延绵了数千年之久。清末名臣湖南双峰人曾国藩的祖上就是自江西迁来,而据族谱记载,曾氏更遥远的故乡是山东嘉祥,思想家曾子是他的先祖。我们无法考证其真实性,因为中国的族谱向来喜欢附会名人。然而,这个族谱却反映了中国人的一个典型迁徙路径。从山东到江西,再由江西到湖南,千里之遥,风物变化迥异,唯一不变的是曾氏延续的文化气质。我们这个民族性情是柔软的,文化却充满着韧性,这也就是文化得以持久延续的根本所在吧。

抛开感情因素不谈,客观地讲,迁徙为经济的发展以及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偏居一隅的湖南,也因此迎来了历史发展的新机遇。移民促进了湖南的经济、文化大发展,推动了湖南历史命运的改变。湖南因此成了“湖广熟,天下足”的天下粮仓,而人才的大量涌入,加之移民所具有的独特冒险精神,也促成了湖南近代爆发式的崛起。看似偶然的历史现象,背后其实有着极为复杂的因果关系,历史规律冷酷无情,难以抗拒,唯有“此心安处”,才是每个人真正的故乡吧。

历史学家谭其骧说“湖南人来自天下”。历代移民,个体虽微弱,但汇集起来则可以形成澎湃汹涌的浪潮,湖南因此成为一个多元化的人居地理空间,犹如洞庭广纳四水,气质也开始变得浩瀚起来。

我从江西来——湖湘文化里的江西DNA


湖南人从哪里来?——湖湘文化里的江西DNA!


湖南人爱说,自己祖上来自江西,可是我们了解江西吗?

不得不承认,对于江西,大多数人一直是有偏见的。印象中,它似乎更多的是一个重要的革命老区,对于江西的历史,我们了解得太少。在经历了数日的采访后,我们深感,江西在古代时期的发展远胜过湖南。从“孤篇横绝”到“唐风宋雨”,古代的江西文化远比我们想象中精彩。

来自“发达”地区的江西人,给当时的湖南带来了什么?两种异质文化的交汇,又会碰撞出什么样的文化现象?探究近代湖湘文化的起源,湖南与江西关系或是个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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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江西文化的精彩得益于外来移民

湖南人绝对不是来路不明,我们许多人来自于曾经“阔”过的江西。

1989年在江西吉安大洋洲发现的一座商代大墓,出土青铜器多达480余件,被称作“一次改写了江南文明史的文物大发现”。可谓“孤篇横绝,竟为大家”。

单就人才而言,江西曾经人才辈出,学风浓厚。以庐陵文化的中心吉安为例,明朝之前的数次历史南北大移民,为这里输送了大量的优秀人才,移民,推动了文化的发展。它是江西建制最早的古郡,人文灿烂的“状元之乡”,号称“三千进士冠华夏,文章节义写春秋”的江南望郡。

书院,即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产物。我们在吉安赣江边的洲上,拜访了洲上的白鹭洲书院。这座书院正是在南宋淳祐元年(公元1241年)修建,由当时的吉州知军江万里创建,它和庐山的白鹿洞书院、铅山的鹅湖书院、南昌的豫章书院齐名,合称为古代江西四大书院。

白鹭洲书院掩映在极为葱郁的茂林之中,旁边就是江西省的重点高中白鹭洲中学。书院入口处树立数座雕像,均为吉安籍名人,棂星门前便是文天祥雕像。宝祐四年,文天祥高中状元,同榜中39名进士均为吉安人,一时朝野震惊。著名爱国诗人刘辰翁、邓光荐也出自这里。吉安在唐宋时期,人才爆发式增长,欧阳修、杨万里、谢缙、胡铨都出自这片土地……而他们的祖上,几乎全是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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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湖湘文化兴盛离不开江西移民

元末明初,朱元璋与陈友谅在江西长时间持续作战,江西成为战争重灾区,大量移民被迫前往各地,湖南因此受益。湖南的移民,延续数代,历史上的数次移民,为湖南提供了一个历史发展的新机遇。唐宋时期,已有大量移民从各地迁往湖南,极大促进了湖南的整体文化水平,曾国藩的先祖就是在这个时期由江西迁入湖南。明清时期,移民再次大规模向湖南迁徙,成为湖南迁入人口最多的历史时期,这些移民,带着文化与财富,对湖南的经济和文化,助推湖南再度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湖广熟,天下足”,湖南的粮食与人才,都进入了一个丰产期。

近代以来,殖民主义者的入侵,让文化上传统保守的江西显得无所适从,江西似乎更能够适应传统社会的发展模式,而湖南,则对这种新形势做出了极为恰当的反应。虽然湖南也有极为顽固的保守势力,但对于新思潮,同样有着极强的包容性,无论保守,还是求新,湖南人总能做到极致,这似乎是移民所具有的一种天然精神。一时间,新风浩荡,湖南人一跃而上近代史的舞台,酣畅淋漓地演绎出一部精彩的大戏,而江西,似乎从此开始变得沉默起来,再也没有重复历史上的辉煌。

湖南人谭嗣同曾评价说:“江西习俗守旧,愚如土番,上无开民智之官,下无通民情之学会,一睹俗人妇孺意计中所不能有之雄图霸业,势必群然奔骇,不恤出死力以相沮挠,则忧而败。”

谭嗣同的话说得比较“毒舌”,但也真实反映出当时江西的风气。当时的江西人,依然沉浸在“读书做官”的美好理想中无法自拔。清末江西籍京官胡思敬在《国乘备闻》中所说,“江西人嫁女,必与秀才”,应该就是这种心态的反应。

湖南的罗氏与曾氏两支,在这个历史时期的表现同样精彩,他们在近代湖南的舞台上,可谓“风流人物”。罗氏家族的罗典,为鼓磉洲罗氏第十三世,豫章罗氏珠公六十三世孙,他出任岳麓书院山长,并且五次连任,主持岳麓书院长达27年。岳麓书院在他主持下,发展达到了最高峰。陶澍、贺长龄、贺熙龄、魏源、汤鹏、唐鉴、邓显鹤、彭浚、严如煜、罗修源、曾国藩、胡林翼、罗泽南、左宗棠、郭嵩焘、李元度、罗汝怀、何绍基、吴南屏……都出自他的门下,史志留名显通学子达近千人。所谓“中兴将相十九湖湘,湖湘英杰十九岳麓”,可以说,没有罗典主持岳麓书院的辉煌,便没有后续湖南人才的整体爆发,他是功不可没的奠基者。

曾氏后人中则有晚清名臣曾国藩组建湘军,成为挽救晚清危亡的中兴之臣,在浩浩荡荡的湘军将领阵营里,祖籍江西者,占了大半。

很多湖南人族谱上的“庐陵”,到底是什么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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陂下古村四座大门之一的朝天门,气势凛然。组图/记者常立军

说起江西,很多湖南人的话语里会带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然而,这种亲切感似乎只停留在话语体系中,对于江西的历史与现状,很多人并不十分了解,禅宗曾把湖南与江西合称作“江湖”。江西与湖南,这对地理形态上“对称”的“邻居”,在漫长的历史时空里,时而竞争,时而合作,关系暧昧而微妙,而历史上的数次移民,也在不断改变着两省的对比平衡,并进一步影响着它们在历史上的命运。

时间轴上的移民,唐宋到明清,江西向湖南的移民就没停过

从江西到湖南的移民潮,经历了漫长的时间轴,并非只在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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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是古代江西人引以为荣的家族大事。

大宋年间,祖上从山东迁到江西庐陵(吉安)的曾氏家族,面临着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那就是生计。山东曾氏后人曾辉四传孙曾孟鲁(武城曾氏42派),出外谋生流浪到湖南茶陵州,将全家从江西睦陂(江西吉安永丰)迁湖南茶陵西阳乡(綦溪)。类似曾氏的这种因为生计问题的自主迁徙,在历史上很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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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天祥墓前的文翁仲。


南宋时期,因为战乱,大量北人南迁,本来土地就十分有限的南方开始变得拥挤起来,移民因此达到了一个高潮,历史学家曹树基对湘北的岳阳、平江、南县三县的238个氏族的原籍地进行统计,在南宋时迁入的氏族有31个,多于洪武年间的26个。而在湘南,这种情况更为突出,所以北宋、南宋迁入的江西人,远比洪武年间迁入的多。不过长沙、常德、益阳和浏阳、醴陵等地,却是在洪武年间迁入的人最多,醴陵在洪武年间,从江西迁入的氏族达到146个,而南宋时只有9个。南宋到明初,江西移民成了湖南的最主要的汉族群体。

与曾氏不同,据罗氏族谱记载,罗氏家族迁入湖南的主要时间集中在元末明初,这是第二次两省间迁徙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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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的景贤祠里挤满了理学大师的雕像。


元末明初移民的起因,与战后湖南江西两省的经济情况密切相关,并非是江西人对湖南有什么特别的感情,非要跑到湖南去住,而是江西实在已经待不下去了。按照著名历史学家谭其骧的说法,江西往湖南的移民,“几纯为经济”。是江西人口与地矛盾加剧,向湖南的自然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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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匾往往反映了一个家族的美好期待。


根据人口学家马尔萨斯的观点,人类的繁殖呈几何级数,而人类的生产仅呈算术级数增长,人口的几何级数增长必定超过生产的算术级数增长。也就是说,粮食的增长速度,远远跟不上人口的增速。当然,马尔萨斯的观点在现代社会显得有点过时,当今的技术进步也已经进入几何级数增长,但在传统的农耕社会,这条论断几乎可以成为铁律。历史上,人口快速增长导致的粮食不足问题,屡屡成为农民起义的导火索,危及乃至倾覆王朝统治。

“马太效应”是人口发展的自然规律,越是人多的地方,就会有更多的人往那里聚集,最后的结局,多半是土地不堪重负,粮食供应不足。在这样的情况下,由官府主导移民,是有先见之明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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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鹭洲书院,文天祥的雕像默立于前。


今天的江西,常住人口超过4600万,而湖南已有6800万人,数量远超当初的移民地江西,人口的天平经历了一次反转。江西如今的人口比起元末明初的两千多万已经翻番,当时的江西为什么只能容纳这么点人口?其实正是粮食产量决定了人口的极限值,几千年来,中国的农耕技术一直徘徊不前,作物种类增加缓慢,而最终能够助推人口闯关的番薯、土豆、玉米等高产作物都还没有进入普及,两千万人,已经超过江西有限的土地资源能够养活人口的极限了。

没有足够的粮食,再说什么“存天理,灭人欲”都没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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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樟树是陂下古村的风水树,在村中备受尊崇。作为古村落中必不可少的组成元素,古树有着荫庇保佑的


江西的开发,始于东晋南渡,晚于江浙地区,却远远早于湖南。北宋时,江西人口曾经居于各省之首,到了明朝,江西人口在全国十三布政司中居第二位,财富户口殷盛。那时,湖南之于江西,是一片地广人稀的荒芜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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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氏祠堂后面的巷子极窄,稍微胖点就有点腾挪不开。


明朝的移民,与历朝历代有所区别,它是非战争时期政府主导的移民,历史上的移民,如“永嘉之乱”、“安史之乱”以及元末农民起义,多是在北方发生战乱情况下,民众被迫南迁。洪武大移民,始于政府主动调控,是一场基于资源与人口严重不协调背景下的战略规划,然而,移民带来的离乡之痛,成为几代人无法忘却的记忆。

空间里的移民,江西与湖南的地理对称性

江西与湖南,地理上同属于“江南丘陵地区”。两者之间,有一种地理上奇特的“对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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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鄱阳湖边的瓦屑坝,是一个被符号化的移民圣地,站在遗址前,仿佛还能感受到当年的移民场景。


两省北部都有大湖,在湖南是洞庭湖,在江西是鄱阳湖,它们包揽了中国淡水湖面积的前两名。从地貌上看,湖南是三面环山,朝北敞口的凹形盆地,江西为东西南部三面环山,中部丘陵起伏,一个整体向鄱阳湖倾斜而往北开口的巨大盆地,两省不仅纬度相同,地貌也出奇地类似。不太相同的地方是,江西北部临近长江与鄱阳湖的位置有庐山,一峰突起,而湖南同样位置的岳阳则没有这样的高山。

湖南简称“湘”,江西简称“赣”,都是以省内主要河流命名。河流及其形成的流域,是人类得以繁衍生息的生命线。在湖南,洞庭湖水系汇集了湘资沅澧四水及汨罗江,在江西,鄱阳湖水系收纳了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水五大河流,且两省大湖都在北部,主要河流赣江与湘江都是由南向北流淌,两省的经济中心都在水系最大的河流流域之中,两省地理格局何其相似。

盆地和河谷是人类繁衍生息的主要选择地,江西有著名的吉泰盆地、赣州盆地。从赣江流域迁徙而来的江西移民,主要迁徙方向依然是河谷和盆地,只不过这次河流换成了湘江及其支流,湘江所经过的盆地,有衡阳盆地、长沙盆地、湘潭盆地,支流有浏阳盆地,这些盆地,成为江西移民的主要落脚点。而规模庞大、土地丰富的大湖平原更是农耕民族向往的理想国,历史上的鄱阳湖平原向湖南的移民,多移向洞庭湖平原区域,这也是一种对于过去生产生活习惯的延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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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陂下古村少有人住,蕨类植物生长茂盛。


地理上的相似性为移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适应性。纬度相同则气候相近,种植的农作物也基本相同,不需要刻意去适应新的环境,这几乎是一场完美的“生活复刻”。

两个空间之间,是横亘于湘赣边境的幕阜山脉与罗霄山脉,湘东和赣西之间虽然有幕阜山、连云山、九岭山、武功山、万洋山等高山阻隔,山间谷地却有四条天然孔道,南昌—平江,瑞州(高安)—浏阳,庐陵(吉安)—攸县,袁州(宜春)—醴陵,从南宋到清朝,大量江西人和取道江西的苏、浙、皖、闽人沿着孔道进入湖南。或停留在湘东,或者一路向西,进入湘北、湘中、湘西、湘南地区。这些迁入迁出地之间,在地理也呈现出一种“对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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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洋洲的考古发掘,让江西一跃成为青铜器重地。


尽管有如此多的对称性,江西与湖南在地理上依然存着明显差异感,最明显的应为气候,虽然是同一纬度,因为地貌上的细节差异,气候因此也变得不同。江西北部在湖北有大别山脉,可以阻挡寒潮,江西南部靠近广东的南岭山脉,地势相对较低,暖湿气流更易进入,湖南则恰好相反,北部无高山,寒流侵袭可直入,南部南岭山脉群峰高耸,寒流阻滞不前,暖湿气流难以进入,因此,江西气候整体要比湖南温和,赣南地区甚至可以种植热带水果,而湖南南部,则很难见到热带作物。寒流来时,湖南遭受灾害则更为严重。

从江西到湖南,从一个流域到另一个流域,也许不变的是传统中国人对人居地理的理性选择。


来源丨潇湘晨报

本文作者:衡阳博文教育(今日头条)

原文链接:http://www.toutiao.com/a6695268176898294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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