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岁的洪为民、40岁的黄卜夫和38岁的吴新，如今都是香港人。

但20年前，香港回归时，广州出生的黄卜夫刚在杭州开始大学生活，在香港一所技校读高中的吴新却觉得自己不是读书的料，还不如早点踏入社会。

1997年7月2日，香港回归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现为深圳前海管理局香港事务首席联络官的洪为民做了一件至今仍让他感到骄傲的事。一早他就带了一本金庸小说，去香港移民局申领第一批香港特区护照。队伍排得很长，下午四五点钟，他终于在快要下班的时候拿到了护照，序号292。

东北小伙邹友仁当时才11岁，在那个网络还没有兴起的年头，他在电视机前懵懵懂懂地见证了英国米字旗降下、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区区旗在香港会展中心升起的时刻，“挺激动的”。

现在已经在驻香港的一家国企工作了7年的邹友仁，3年后就有机会申请成为香港永久居民。是保留现在的深圳户口还是拿香港身份，经济学硕士毕业的他还在权衡利弊，“现在还不是做决定的时候，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他说。

作为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吴新倒是想清楚了，如果有机会，宁愿选择放弃香港身份。在深圳开着一家快餐厅的他，如果能有内地身份，做生意和日常生活都会方便很多。“既然内地去香港那么方便了，我干吗非要香港人身份？”

2003年浙江大学硕士毕业后，黄卜夫到香港中文大学读博士。他找工作的时候正赶上香港回归十周年，当时深圳有工作机会，但他选择留在了香港。“那时候跟内地比，香港的优势还是很明显，很多人毕业的第一反应都是留在香港。”

但不过五年后，2012年，已经拥有香港身份并定居香港的黄卜夫“逃不过大势”，又到深圳做了一名“创客”，过上了他曾经最讨厌的每天要将大把时间耗在上下班路上的“双城生活”。

2010年8月25日，晚上下班后张婷通过口岸回深圳。辽宁大连女孩张婷（左），上午10点从深圳家里出门，过福田口岸到位于香港的公司上班，晚上8点下班后在通过福田口岸回到深圳的宿舍，星期六和星期天晚上有时还会加班。

张婷说，像她一样住在深圳每天往返深港的同事和朋友还不少，现在连接深圳和香港的地铁非常方便，过关也很方便，很多人都是“一签多行”。图/新华

2017年4月26日，回程的港铁上只有一个空座，爸爸让女儿张悦彤坐下，自己站在一边，听她讲晚上训练时的趣事。

13岁女孩张悦彤是深圳一名初一的学生，4岁开始玩攀岩。课余时间，张悦彤与父亲张建东每星期穿梭于深圳、香港之间，“打”遍两地攀岩馆。她9岁成为广东省冠军，12岁成为全国冠军，目前是中国国家攀岩集训队最小的运动员。张悦彤家住在深圳南山区。爸爸做销售，工作时间有弹性，只要不出差，张建东就把“女儿时间”安排出来，雷打不动。从彤彤八九岁开始，爸爸每周都会带她去香港攀岩。父女俩的深港双城记，已持续5年。图/新华

父辈的国

十岁那年，洪为民和母亲一起，第一次到了香港。“1979年1月16日下午五点钟左右。”洪为民脱口而出这个日子，“冬天，我们到的时候天快黑了”。

火车从深圳穿过，窗外是一大片麦田。母子两人在罗湖口岸排了一天的队，也找不到地方吃午饭，边检处还是木头搭建的房子，“红头发的印度兵很凶”。在港英政府时期，口岸工作人员多是印度人。

洪为民的父母都是印尼归国华侨，祖籍福建省龙海市，新中国成立后响应建设祖国的号召回国。洪为民的小学是在上海和江西两地读的。同为大学毕业生的父母，分别在上海和江西做电机方面的工作。

爷爷去世后，1978年，父亲就先行去了香港。洪家在内地没有多少亲戚，反倒是爷爷和父亲的兄弟姐妹，在香港的还比较多。由于父母的大学学历在香港不被承认，一开始也就只能在工厂做工。

父亲先是在香港租了个只有4平方米的房间，对于一家三口来说，房间实在太小。他们看中了海边菜田里的一个10平方米的木屋，买了下来。“就是现在香港大学足球场那片，房子还是小，但环境很好，每天可以看日落。”

住了大约半年之后，木屋被政府拆了，一家人就搬到了临时房屋安置区，这些临时房屋主要是给受水灾或者拆迁影响的人准备的。政府已经提前搭建好了屋顶，住户需要自己用铁皮和木头围起来，就是房子了。三口人10平方米，四口人12平方米。

到了香港后，洪为民直接上了初中。他不会说粤语，英文也只会26个字母，心思就全放在学业上，几乎没怎么关心时事。就是住在铁皮屋的这大约6年的时间里，洪为民考上了香港理工学院，15岁的洪为民成了学院里年纪最小的学生。

随着洪为民大学毕业开始工作，母亲学了会计，在一家公司做财务，父亲也找到了在一家美国公司做测试工程师的工作，家里的条件才逐渐好起来。

虽然刚到香港后生活艰苦，但当时香港人对内地人歧视很少，这种对外来人口的包容性和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后的深圳特别相似。而香港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作为一个国际性社会，其居民除了中国人和英国人之外，还有很多来自菲律宾、葡萄牙、美国、加拿大、印度、泰国、日本等国家的人口，共计超过20万人。这相当于，在上世纪80年代初香港的500多万人口中，每30人当中，就有一个外国人。

“香港排外，也就是最近几年的事。”吴新说。

位于香港北区和深圳盐田区边界上的沙头角，横跨深港两地。1896年6月9日，中英两国在北京正式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英国就此强租新界，租期为99年。1899年3月18日，双方勘定新界北部陆界，划定沙头角（原名桐芜墟）内干涸河底的中线为界限，东侧属中方，西侧属港英当局。1997年香港回归后，东侧属香港，西侧属深圳。其中，河尾一段长约200米、宽约7米的街道被称为“中英街”，形成独特的“一街两地”“一街两制”。

因为沙头角里面含有香港区域，所有进入的人都要办理边境通行证，而沙头角居民也需要凭证出入，这让沙头角有着“特区中的特区”的称谓。除了中英街的街道是无阻隔的外，其他地方都有界河和高高的围墙隔开。透过几处围墙的铁栅栏，可以看到香港那边的汽车都是右置驾驶位。

虽然居住的地方属于深圳管辖，但作为香港居民的吴新却要在香港的学校上学。这种每天都要“跨境”的经历倒没有给吴新留下多么特别的感受。在香港的很多天主教、基督教学校里，宗教的色彩比较浓厚，国家的意识比较淡薄。吴新的印象中，学校里就没有举行过升国旗之类的仪式，作为学生，他除了上课，剩下的主要就是玩，很少去关注香港和内地的不同。

反倒是他父辈那一代，对于国家的认同比较强，即便很多人为了生计和其他原因换成了香港身份。他们可以容忍别人说他们的不是，但不能接受有人骂自己的国家。

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洪为民的父母，到香港后也没有对国家有什么怨言。在印尼长大的他们，从小就受到歧视。上世纪印尼发生几次排华事件时，不论是在内地还是在香港，父亲经常对洪为民提起，他有哪些同学、老师、朋友在排华事件中遇难了。

“国家作为中国人的后盾，在父母的心里是毋庸置疑的。”洪为民说，即便他们对某些政策和做法有异议，但不会影响对国家的认同。性格比较活跃的洪为民母亲，如今经常参加爱国爱港团体的活动。

香港的“简单”生活

“我们放学就玩，不像内地放学了还得补课。我小时候虽然家里条件不怎么好，但我老婆说，我比内地的学生幸福多了。”吴新对于内地的比较多的了解，是在和女朋友拍拖后。一个2008年来深圳走亲戚也顺带着旅游的安徽姑娘，经人介绍和吴新相识。如今，两人有了一个7岁的儿子，现在正等待他们第二个孩子的降生。

2009年的婚姻和2010年儿子的出生，改变了吴新的生活轨迹。为了照顾家庭，他又回到了他不喜欢的餐饮行业，并在2014年在自己的房子里开了快餐厅。

在这之前，吴新干得最开心的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可口可乐在香港的公司当送货工。从2005年到2009年，他做了五年。每天早上5点起，路上要将近两个小时，先坐大巴“过境”去香港，然后换火车到公司附近，再走上一段。尽管是份苦力活，挣得也不多，但按时上下班，吴新觉得内心是自由的。

从1988年举家搬到沙头角，这些年里，吴新也认识了很多新朋友，但能真正聊到一起的哥们儿还是在上学时候一起玩的人。吴新所在的沙头角沙栏吓村是一个有三百多年历史的客家古村，和香港的哥们儿在一起，要简单和快乐得多。

简单，也成为黄卜夫2007年博士毕业后举家选择留在香港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的太太比较喜欢简单和规则化”。

在浙江大学的7年本硕连读课程读完之后，黄卜夫同时拿到了新加坡国立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的OFFER，最终选择了香港中文大学去读人工智能的博士学位。除了因为离家近外，还因为导师徐扬生在业界是权威，而香港的学术氛围、国际化视野也都颇有吸引力。

作为广州人的黄卜夫小时候看香港有点乡下人看城里人的感觉，而很多香港人过来则很是“衣锦还乡”的模样。但对于这个一水之隔的“城里”，黄卜夫一直等到去香港中文大学上学，才第一次去。让他一上来就感触颇深的是当时香港最先进的支付系统和地铁公交系统。

在学校里，让黄卜夫至今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是，他在实验室里遇到一个香港同事，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同对方进行过很多交流。虽然黄卜夫现在依然不是一个基督教徒，但如果没去香港读书，他不会开启了解宗教的兴趣，也不会去看很多宗教方面的书。

对香港的整体教育环境感到满意，更坚定了2007年黄卜夫博士毕业后和太太留在香港的想法。越是经济发达的地方，会越重视教育，香港在教育资源上和制度上，已经处于精雕细琢的阶段。就在今年，黄卜夫的女儿刚刚经历过申请小学的过程。要经过三轮面试，前两轮是女儿，最后一轮是家长，5000人报名，最后挑了120个。虽然过程不容易，父母也特别操心，尤其是不能女儿面试过了可老爸老妈面试砸掉了。

“选拔全程是透明的，结果是一清二楚的。你可能也会有遗憾，但不会觉得过程不公平。”黄卜夫想都没想过托关系的事，他听说过曾经有老师暗中照顾，但最后要负刑事责任。

“香港愿意用十块钱的成本去防止一块钱的过错。”黄卜夫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弊病是，如果是我们去推进项目，会觉得香港的很多程序导致效率很低。”

邹友仁近些年回到东北老家，会时常被问到，香港是不是已经乱了。他会回答说，“我所生活和感受到的香港是一种很稳定的状态。”在工作中，邹友仁遇到的香港人“第一非常专业，第二非常敬业，第三人也很友善，很守规则”。

两地都是归处

下午4点一过，沙头角很快沉静下来。大雨也突然而至，一下就是一个多小时。吴新的餐厅开在临道路的平房里，屋子里的闷热一散而尽。

餐厅晚上不营业，这原本是吴新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候，但淡淡的愁容一直在他脸上。“我太累了”“为了家庭，我是男人，我没办法”“我做出多大牺牲都没关系，只要家人过得好就行”，这些话他重复了很多次。

每天凌晨4点，吴新就要起床准备，有时3点钟就得起来。白天他一般不怎么睡，因为睡不踏实起来会更累，到晚上九点半，他必须强迫自己上床休息。

吴新的累不在体力上，而是他“被餐厅困住了”。在夜生活丰富的香港，他这样的作息几乎不可能和哥们儿有聚会的机会，更何况住在沙头角这个深圳和香港交界处的他，也几乎是距离聚会地点最远的那个人。

打电子游戏是性格内向的吴新排遣压力的主要渠道，有时也听摇滚乐队Beyond的歌曲。70后的他，对于那个时代红极一时的流行歌星都“不感冒”，包括香港“四大天王”，“只有Beyond能感动到我”。

吴新上次休息差不多是一个月之前，因为要陪怀孕的爱人去香港做产检。他只要一休息，就会把店关上，“店里包括我、老婆和我妈，再加上雇请的三个员工，总共就六个人，我不在，我怕他们会出错。更何况现在一缺就是两个人。”

吴新妈妈是反对他动不动就关店的，父母那一辈人，觉得关一天就少挣一天的钱。但在吴新看来，一年少挣几天的钱对他的生活也没有本质的影响。每到春节，他都会关店十几天，或者带上孩子陪爱人回家过年，或者就是趁寒假多陪陪孩子。

有人劝吴新晚上也营业，他拒绝了，一是因为晚上顾客少，二是他的店在居民区，那样会影响大家的休息。

从两年多前开始，为了“反水客”，沙头角加强了管理，不仅游客购物会限额，超过需要补交税款，而且持“蓝证”（蓝色纸张的边境通行证）游客必须在6点前离开。如今，每天下午4点开始，中英街的商铺就陆续打烊了。

影响中英街生意的，不仅是沙头角多起来的管制，更主要的原因是现在内地去香港很方便了，尤其是在2003年实施“自由行”之后，沙头角原有的独特优势一天天在流失。

2013年5月29日早上7点多，在深圳福田口岸，跨境儿童在工作人员的看护下通过学童专用通道过边检。

在深港口岸，经常可以见到一群群孩子背书包、身穿制服，由保姆带领着通关出入境。他们被称为“跨境学童”，即生活在深圳，在香港读书，拥有香港居民身份的孩子。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后，跨境婚姻大幅增加。2006年起，赴港生子潮兴起。2009年内地孕妇在港所生婴儿3.7万人，占全港新生儿的45%。这使得居于内地而拥有香港身份的儿童数目不断增加。香港教育局提供的数据显示，2012至2013年度，有1.6余万名跨境学童在港就读。图/新华

2017年5月25日，陈熙文（左）在生产线上与林师傅讨论裁剪布料。林师傅同样来自香港，从2013年开始就跟着陈熙文创业。

1993年出生的香港青年陈熙文，13岁那年出国留学，20岁学成归来，放弃了继承香港中心区的一家高级定制西装店，北上深圳，开拓自己的事业。

在经营门店的过程中，陈熙文开始尝试开拓B2B市场，发现海外市场对高级定制西装有大量需求。在靠近东莞的深圳观澜地区，他租下了一栋厂房的一整层，作为事业的新起点，利用海外学得的销售经验，开始接洽国外订单。“我对香港的感情是不用说的，毕竟是土生土长的地方，是自己的家；而深圳，作为事业起步的地方，我对她慢慢产生了感情和兴趣，这里变得越来越熟悉。”图/新华

黄卜夫当年在去香港中文大学读博前，急匆匆地跟在杭州当老师的女朋友完婚。除了要给对方一个定心丸，还因为当时如果不结婚，女朋友以居民因私方式办通行证去香港都很困难。

就在2003年7月28日，经国务院批准，包括广东在内的11个省（直辖市）的部分城市陆续开办居民个人赴港澳地区旅游。

一年后，黄卜夫的爱人也到了香港，继续求学。2007年，博士毕业的黄卜夫选择留在香港工作，尽管在深圳也有很好的就业机会。对于当时从内地到香港读书的人来说，这是第一反应，就像在内地，外地人去北京、上海读书，毕业后肯定想留下来，只是得看有没有好的机会。

但五年后，黄卜夫就又回到了深圳。其实2007年黄卜夫已经意识到香港产业空心化的问题，如果没有产业的支撑，那么做研究就是无本之木，隔靴搔痒。随着工作的推进，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

这个时候在香港求学的内地毕业生，也不再把留在香港作为最优选项。他们的诉求已经多元化，有人更崇尚法治，看重教育，有人会更喜欢充满活力的环境，看重经济发展的前景。

已经在深港两地工作了7年的邹友仁就还拿不定主意。他的工作关系在香港，户口还在深圳。近些年，他的社保都是自己按照大陆最低标准在深圳交的。“内地社保跟很多东西挂钩，没敢断。”

2010年7月在美国一所大学取得经济学硕士学位后，邹友仁应聘进入现在的这家央企，他看重的一点就是，这家央企在深圳和香港都有总部，这样他今后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我是一直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邹友仁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距离可以申请香港身份还有三年时间，他要考虑个人职业、家庭规划等重重因素，根据后面的变量随时调整。总的来说，就是在双城态势下，最大限度地利用双城优势，灵活规划。

邹友仁现在会在淘宝上买些家里的生活用品，寄到深圳同事的家里，他从深圳回香港时再带回来。因为如果直接邮到香港得好几十块钱，邮到深圳则免费。而从香港回深圳时，他就成了代购，帮深圳的朋友买些他们需要的香港奶粉、药品等等。

对于像邹友仁、黄卜夫、洪为民和吴新这样经常穿梭于深港两地的人而言，他们习惯了跟人说“回香港”“回深圳”，或许潜意识里，两地都是归处。

在大学毕业两年后，洪为民就选择创业，与朋友创办软件公司，也热心于社会活动。2007年香港回归十周年时，他是香港大球场四万人参与的青年大汇演的召集人。2008年，他被评为2008年香港十大杰出青年，后还曾任全国青联常委兼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特邀顾问。

2014年，深圳前海管理局聘任洪为民为前海香港事务首席联络官，他的生活轨迹进入深港“双城模式”。他认为自己的优势在于，“香港人不会把我当深圳人，深圳人也不会把我当香港人”。很多香港人把他当成香港政府的人，而深圳的政府官员会好奇地问他：你还拿着香港的身份证吗？

洪为民确实希望人们能不再在意他是香港人还是深圳人，“如果有一天，两地的居民不再强调自己是深圳人还是香港人的身份，而是说，我是湾区人，那就好了。”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国务院大大大大提到了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这是粤港澳大湾区概念首次出现大大政府工作报告中。

在洪为民看来，粤港澳大湾区除了是一个好的品牌和扩大范围的生活区，更重要的是，它还具备非常完整的产业链。香港有设计、金融基础；深圳有应用研究和小规模的批量生产，还有金融；东莞、惠州、中山则有大规模的生产。再有，湾区内有三个全球前十位之内的码头，有全球排名第一的空港。

“这个产业链除了东京湾，没有别的湾区可以比拟。”洪为民说。一些障碍也是特有的，比如两种制度、三方海关、三种货币。因此，大湾区需要优势互补，互相欣赏，互创价值。

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优势。黄卜夫认为，如果能突破一些政治壁垒，实现两岸三地甚至四地之间的优势互补，是能产生化学反应的。

再过四五个月，吴新的第二个孩子就要降生，他最迫切的希望是，岳父母可以不受一个月只能在沙头角待一周的限制。再长远些的期待则有，沙头角的人员出入能更加便利，居住在深圳的他能有张深圳的身份证。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吴新、邹友仁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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